李建国在电话里没有马上答应。
“东角码头？”他重复了一遍。
“对。”
“那地方废弃十几年了。码头早就停用，周围连盏路灯都没有。”
宋恩泽不说话。
李建国盘算。宋恩泽不是无缘无故找他帮忙的人。上次抓龙哥，宋恩泽没求过他。这次打电话，说明事情跟公安系统有关。更准确地说，跟他师父宋长明的案子有关。
“你查到什么了。”李建国问。
“一个叫‘老高’的人。七二年十月之前，在蛇口码头做走私生意。我爸出事那个月，这个人就消失了。”
电话里沉默了几秒。
“你等我一下。”李建国放下话筒。办公室的门关上了。过了差不多五分钟，他才重新拿起话筒。
“我调了档案。省厅当年的卷宗里没有‘老高’这个人。”
宋恩泽没说话。
“但是。”李建国压低了声，“你爸的案卷有四十二页。我刚看了一遍。第三十八页到第四十页，被人撕掉了。”
“谁撕的。”
“不知道。归档记录上只写了存档日期和经手人。经手人那一栏，盖了个章。省厅技术侦察处。”
宋恩泽盘算。技术侦察处。那是省公安厅管特殊案件的部门。他爸的案子定性是因公殉职，不涉密，怎么会经过技侦处的手？
“李叔。明天晚上你能不能带两个人，在东角码头附近蹲一下。不用现身。有情况，帮我兜底。”
“可以。但你要跟我说实话。”李建国说，“龙哥临死前那份口供，是我转给你的。我担的责任不小。上面问起来，我得有个交代。”
“我还没有实话。”宋恩泽说，“等明天晚上见了人，也许就有了。”
挂了电话。
沈清辞站在门口。
“我跟你去。”
“不去。”
“你一个人——”
“李建国在外面蹲着。出不了事。”
沈清辞拿着笔，在手里转了两圈。
“我三舅瞒着的事，可能跟这个电话有关系。”沈清辞说。
宋恩泽看她。
“他在蛇口管理处干了三十年。七二年的事，他不可能不知道。但他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
“他推纸箱子的时候手指在抖。”
宋恩泽盘算。沈国平当年只是个普通管理员。他能知道什么？除非他亲眼见过什么。
“你去找你三舅。”宋恩泽说，“别提电话的事。就说我在整理账本，有几处看不清楚，问问他那些年码头上都有哪些人。”
“套话？”
“聊天。”
沈清辞收起笔。出了办公室。
宋恩泽把桌上的清单又看了一遍。“老高”在账本上的记录，集中在七一年底到七二年九月。货物种类不固定，有电子元件，有药品，有布匹。接货频率越来越高。最后两个月，几乎每周一次。
然后突然中断。
宋恩泽把清单翻到最后一页。七二年九月二十七号。最后一条记录。“老高，十二号仓，布匹，二十四件。”
他爸出事，是十月三号。
中间隔了六天。
六天里发生了什么？
宋恩泽把清单收进抽屉。锁上。
下午。罗启明从实验室过来。
“宋老板。顾海峰写了个新版本的解码程序。能跑到三十秒了。但画面还是花。”
宋恩泽跟他走进实验室。电视屏幕上，那段洗头的视频已经能看到完整动作了。女人低头，抹洗发水，揉搓，抬头。三十秒。后面十五秒依然是马赛克。
“解码速度跟不上数据流。”顾海峰趴在键盘前面，眼睛通红，“芯片处理能力不够。要么减画质，要么换芯片。”
“减画质。”宋恩泽说。
“减到什么程度？”
“能看清人脸就行。”
“现在连人脸都看不清。”许良从桌子底下钻出来，手里拿着万用表，“我测了一下，信号传输有干扰。可能是排线太长了。”
宋恩泽看着那台改装过的CD唱机。三块电路板接在外面，排线拖了半米多。桌子上全是焊锡和剪下来的线头。
“把三块板并成一块。”宋恩泽说。
罗启明摇头。“板子重新设计，至少要两周。”
“一周。”
“一周也行。不睡觉的话。”
宋恩泽走到门口。回头。
“罗工。你们几个人轮班干。每天管三顿饭，加宵夜。烟酒不限。”
“女工食堂的饭不好吃。”许良说。
“让老齐去镇上饭馆订。”
“哪家？”
“最贵那家。”
许良没再说话。低头接着测排线。
宋恩泽出了实验室。彪哥在厂门口等他。
“宋老板。你让我查的事有消息了。”彪哥递过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龙哥在看守所里死之前，见过一个人。”彪哥说，“看守所的登记本上写的是律师。但我打听了，那个律师不是深城本地的。名片上印的是‘香江联合律师事务所’。”
“人呢？”
“回香江了。名字叫何志远。”
宋恩泽把纸条折好，装进口袋。
“龙哥怎么死的。”
“官方说是心脏病。”彪哥说，“但龙哥以前没有心脏病。”
宋恩泽盘算。龙哥死在看守所。死前有人以律师身份去见了他。然后龙哥留了一份口供。口供里提到宋长明的案子不是因公殉职。
龙哥是个香江人。他到深城时间不长。他怎么会知道十几年前的事？
除非有人告诉他的。
而那个人，可能就是何志远。
“彪哥。帮我查一下这个何志远。越详细越好。”
“好。”
傍晚。沈清辞从蛇口管理处回来。
她走进办公室，把门关上。
“问出来了？”宋恩泽问。
“问出来一半。”沈清辞坐下，“我三舅说，七二年的时候，码头上确实有个叫‘老高’的人。不叫高，姓郜。郜洪生。是个广东过来的商人。当年在蛇口做进出口贸易，名义上是合法的。但私底下，跟码头管理处的几个头头有勾连，走私电子零件。”
“你爸知道？”
“知道。我三舅说，宋局当年就是查这条线的。从郜洪生一路查上去，牵出码头管理处的几个人。然后——”
沈清辞停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我三舅说到这就不说了。他让我回来问你。他说，如果你想知道后面的事，就得亲自去找一个人。”
“谁。”
“一个姓徐的老头，叫徐德昌。以前是蛇口派出所的所长。你爸出事那天晚上，第一个到现场的就是他。”
“人在哪。”
“退休了。住在宝安县城边上的一个渔村。叫海角村。”
宋恩泽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六点半。距离明天晚上八点的约见，还有二十五个小时。
“先去找徐德昌。”宋恩泽说。
“现在？”
“现在。”
海角村离蛇口二十多公里。宋恩泽开着那辆桑塔纳，沈清辞坐副驾驶。天黑了。路灯稀疏，有些路段干脆没有灯。
到海角村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
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靠打鱼为生。宋恩泽在村口问了一个老太太，找到了徐德昌的家。
一栋两层的旧楼房。门口拴着一条土狗。狗叫了两声。
门开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站在门里。瘦。个子不高。穿着件汗衫，手里拿着蒲扇。
“你们找谁。”
“徐所长。我叫宋恩泽。宋长明的儿子。”
老头拿扇子的手停了。
他看着宋恩泽。看了有十秒钟。
“进来说。”
屋里只有一盏白炽灯，灯光发黄。客厅摆着旧沙发和一张八仙桌。桌上摆着几个药瓶。
徐德昌给两人倒了茶。茶是凉的。
“你爸的事，你来问了。”徐德昌坐在沙发上，蒲扇放在膝盖上，没摇。
“是。”
“早知道你迟早要来。”徐德昌低着头，“你长得跟你爸年轻时候一个样。”
宋恩泽没接这句。
“徐所长。我爸出事那天晚上，您是第一个到现场的。”
“对。七二年十月三号。凌晨两点多钟。有人打电话到派出所，说东角码头有枪声。我带了两个人赶过去。”
“看到什么了。”
徐德昌没马上回答。他拿起桌上的药瓶。拧开盖子。倒出两粒药。就着凉茶咽下去。
“你爸倒在码头的水泥地上。胸口中了一枪。血流了一地。”
沈清辞的手攥了一下。
“旁边还有人吗。”宋恩泽问。
“没有。就你爸一个人。枪也没有。”
“报案人呢。”
“查不到。打电话的人用的是码头边上的公用电话。没人看见是谁打的。”
宋恩泽盘算。凌晨两点多。码头上没人。打电话的人知道有枪声，说明他就在附近。但他没有报名字，也没有等警察来。
“郜洪生。”宋恩泽说。
徐德昌抬头看他。
“你知道这个人？”
“我从账本上查到的。七二年九月之后，他就从码头消失了。我爸出事，也是在那之后。”
徐德昌的手又摸向药瓶，但没拧开。
“你爸查的就是郜洪生。”徐德昌说，“那个人不是普通商人。他背后有人。”
“谁。”
“这个我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那个人现在还活着。”
屋里安静了。土狗在门外刨地。
宋恩泽盘算。徐德昌怕的不是死人。他怕的是活人。一个十几年前就在幕后的人，到现在还有能量让一个退休老所长闭嘴。
“徐所长。”宋恩泽说，“我不问那个人是谁。我问一件事。我爸的案子，定性是因公殉职。这个定性，对不对。”
徐德昌没回答。
“如果对，那就是正常查案，遇到歹徒，牺牲了。如果不对——”
“不对。”
徐德昌说完这两个字，把药瓶拧上了。他好像用了很大的力气。
“你爸那天晚上，不是去执行任务。是被人叫过去的。”
“谁叫的。”
“一封信。有人给你爸寄了一封信。信上说郜洪生那天晚上要在东角码头交一批货。让你爸去抓现行。你爸没通知所里，也没通知局里，一个人去了。”
宋恩泽的指甲掐进掌心。
“那封信是陷阱。”
徐德昌点了一下头。
“到了码头，没有货。只有一颗子弹。”
沈清辞把茶杯放下了。她没有碰过那杯凉茶。
“那封信呢。”宋恩泽问。
“在你爸的办公桌里找到的。后来被省厅技侦处收走了。我没见过信的内容。只听你爸生前跟我提过一句话。他说，那个给他寄信的人，是他认识的人。”
宋恩泽站起来。
“谢谢徐所长。”
徐德昌看着他。
“你打算怎么办。”
“找到那封信。”
“省厅技侦处的东西，你拿不到。”
“拿不到信，就找写信的人。”
宋恩泽走出门。土狗叫了两声，被沈清辞绕过去了。
上了车。沈清辞没有系安全带。
“你别去东角码头了。”她说。
宋恩泽发动车子。
“我爸是被熟人骗过去的。”宋恩泽握着方向盘，“明天约我去同一个地方的人，可能知道那个熟人是谁。也可能——”
“也可能是同一个人。”
宋恩泽没否认。
“那你还去？”
“正因为可能是同一个人，我才要去。”
车子开上了国道。车灯照着前方的柏油路面。路上没什么车。
“宋恩泽。”沈清辞叫了他的全名。
“嗯。”
“你活着，比查出真相重要。”
宋恩泽转头看了她一眼。沈清辞看着前面的路，没有回头。
他没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