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恩泽把电话听筒搁在肩膀上。腾出手翻桌上的日历。

“我们的申请日期是几号。”

“十一月十四号。”罗启明说。“东洋光电的是十一月十一号。”

三天。早了三天。

“他们申请的内容是什么。”

“我让律师调了对方的申请摘要。核心是数字视频信号的分块压缩与还原方法。跟我们的系统方案，有六成以上重叠。”

宋恩泽盘算。他们的方案，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过，刚跑通了一分钟十秒的完整画面。东洋光电提前三天递交了一份高度重叠的申请。

他想起山本每隔几天来工厂“检查代工品质”的事。想起老齐脸上的青紫。想起203门口的棕榈树。

“山本看过我们的实验室。”宋恩泽说。

“他看到了什么程度？”罗启明问。

“他至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具体方案他不一定全看到了。但方向够了。东洋光电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他只要知道方向，回去让人凑一份申请不难。”

“那现在怎么办。驳回之后还能申诉吗。”

“律师怎么说。”

“律师说可以提异议。但需要证明我们的技术方案有独创性，跟东洋光电的不构成实质性重叠。这需要详细的技术对比文件。顾海峰还没回香江，这边凑不齐人手。”

“你先把异议书的框架写出来。技术对比的部分，我让顾海峰从深城这边整理。传真过来。”

“传真不安全。技术文件一传就泄露了。”

宋恩泽想了一下。

“许良。”

“嗯？”

“你今天坐大巴去香江。把技术文件亲手交给罗工。”

许良从实验室那边探过头来。他刚焊完一组接线端子，手上戴着防静电手套。

“今天？我刚把音频解码的电路焊完——”

“顾海峰一个人能调。你先去香江。”

许良看了看顾海峰。顾海峰在电脑前头也不抬。

“去吧。这边我顶着。”

许良脱了手套。宋恩泽给了他两千块港币现金。

“路费和住宿。省着花。剩下的带回来。”

“住哪。”

“罗工在香江住的那个旅馆。两个人一间。”

“他打呼噜。”

“带耳塞。”

许良收了钱。下午两点出发。

宋恩泽回到办公室。沈清辞已经把今天的情况都听到了。她在算一笔新账。

“异议书要请律师写。律师费至少五千港币。加上许良的路费。加上广交会的展位费分摊。加上工人工资。加上——”

“够了。”宋恩泽说。“告诉我缺口是多少。”

沈清辞翻了两页。

“三万二。”

工厂账上一万二。缺口三万二。合起来需要四万四。

代工货款月底才结。还有两周。

“能借的地方我都借过了。”沈清辞说。“梁副主任那边刚要了展位费，短期内不好再开口。信用社的贷款还在还。彪哥那边——”

“彪哥不借。”

“为什么。”

“他的钱来路不干净。跟他扯上财务关系，工厂以后查起来麻烦。”

沈清辞把钢笔搁下。她想了很久。

“还有一个地方。”

“哪。”

“我。”

宋恩泽看她。

“我有两万块。”沈清辞说。“存在老家信用社。是我妈留给我的。”

办公室安静了几秒。

“不行。”宋恩泽说。

“为什么不行。”

“那是你的钱。”

“投进来。算我追加出资。股份从百分之十五涨到百分之二十。”

“沈清辞。”

“别叫全名。叫全名像吵架的。”

“你那笔钱不能动。”

“有什么不能动的。放在信用社吃利息，一年才几十块。投进工厂，赚了比利息多。”

宋恩泽盘算。两万块。能把当前的缺口堵住。等广交会上拿到订单，资金链就能转起来。但如果广交会没拿到订单，这两万块也跟着打水漂。沈清辞的全部家当就没了。

“你想清楚了？”

“我在决定之前总是想清楚的。不像你。”

“我哪次没想清楚。”

“你去东角码头那次。”

宋恩泽没接这话。

沈清辞站起来。

“明天我回一趟老家取钱。后天回来。你在厂里别出去。山本和周永昌那边，不要一个人去。”

“你什么时候开始管我的行程了。”

“从你发不出工资开始。”

沈清辞拿了包出门。宋恩泽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他坐回椅子上。翻开铁皮盒里的东西。

照片。笔记。清单。码头登记册的照片。

林耀华和高德胜。一九七二年八月。一起出现在蛇口码头。

两个月后，他爸死了。

他把铁盒盖上。

目前手里的证据链是这样的：高德胜以“郜洪生”的化名做走私。林耀华负责审批。他爸发现了这条线。有人给他爸寄了一封信，把他骗到东角码头。正面开枪。用的是五六式步枪。

高德胜是技侦处的人。能弄到军用步枪。他有动机。有条件。

但郑远山说，开枪的人穿着棕色三接头皮鞋。当时只有干部穿那种鞋。高德胜是技侦处的，算干部。林耀华是外贸局的，也算干部。

到底是谁开的枪？

还有一个问题。那封信。信被技侦处收走了。技侦处的头头就是高德胜。他收走了诱骗宋长明的信——如果信是他写的，他当然要销毁证据。

但徐德昌说，宋长明生前提过，寄信的人是他认识的人。

高德胜，他爸认识吗？

登记册上的记录显示，高德胜在八月份来过码头。陪同林耀华。他爸在八月份也拍过东角码头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七二年八月，东角码头”。

他们可能在码头上碰过面。

宋恩泽拿起电话。拨了李建国。

“李叔。帮我查一件事。高德胜在省公安厅技侦处的任职时间。还有他的简历。出生年月、籍贯、家庭关系，越详细越好。”

“你查到高德胜了？”李建国的声音变了。

“昨晚郑远山告诉我的。”

“郑远山？这个人……”李建国沉默了几秒。“我明天给你回话。这种档案调起来不容易。”

“还有一件事。省厅的案卷里被撕掉的三页——三十八到四十页。技侦处经手的。如果高德胜当时是技侦处的处长，那撕页的人很可能就是他。”

“我知道。”李建国说。“所以我在查。但老三。你现在碰的人不是街上的混混。你小心。”

“我知道。”

挂了电话。

晚上八点。工厂安静下来了。代工线停工。工人回宿舍。

宋恩泽一个人坐在办公室。他把铁盒里的所有东西排在桌上。

照片。笔记。清单。码头登记册照片。郑远山说的话。徐德昌说的话。刘海东说的话。

他拿笔在纸上画了一张图。

最上面：高德胜。

下面一条线连着：林耀华。

旁边画了龙哥。龙哥下面写了：高志远（何志远）。

另一条线：周永昌——东洋光电深城办事处。

周永昌的面包车出现在东角码头。周永昌的公司在东洋光电隔壁。

山本通过周永昌找高德胜的人来对付他？还是高德胜通过山本的渠道监视长明电子？

宋恩泽在两条线之间画了一个问号。

大哥大响了。

不认识的号码。

“喂。”

“宋先生。”

男人的声音。年轻。带着广东口音和一点点不属于广东的东西。

“我是何志远。”

宋恩泽握着大哥大的手没动。

“你怎么有我的号码。”

“沈国平给的。”

又是沈国平。

“我知道你在查我父亲。”何志远说。声音很平。“我也在查他。”

“你给龙哥录了口供。”

“对。”

“然后龙哥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活着。我走之后，他才死的。我不知道是谁动的手。但我猜得到。”

宋恩泽盘算。何志远主动打电话来。他改了姓，去了香江，读了法律。他跟父亲高德胜之间有裂痕。他让龙哥留口供，是想用法律手段对付自己的父亲。

“你想干什么。”宋恩泽问。

“见面谈。”

“在哪。”

“不在深城。不在香江。我父亲两边都有人。”

“那你说。”

“澳门。后天。”何志远说了一个地址。“我会带一样东西给你看。”

“什么东西。”

“那封信。”

宋恩泽没有出声。

“你爸收到的那封信。不是被技侦处收走了吗？我从我父亲的保险柜里偷出来的。”

电话挂了。

宋恩泽在黑暗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那封信。

骗他爸去码头送死的那封信。

在高德胜的保险柜里放了十三年。

现在高德胜的儿子偷了出来。要交给他。

门口有脚步声。老齐端着两个搪瓷杯进来。一杯茶，一杯白酒。

“宋老板。喝口？”

宋恩泽接过白酒。

喝了一口。

辣。

他把那张画着关系图的纸折好，放进铁盒。

铁盒里面，他爸的照片看着他。穿旧式警服。站得很直。

宋恩泽把铁盒合上。

他拿起大哥大。拨沈清辞的传呼机。输入一串数字。

过了五分钟。沈清辞回了电话。

“什么事。取钱的事我安排好了，明天一早走。”

“回来之后，别来工厂。直接去蛇口码头管理处。找你三舅。”

“为什么。”

“让他帮你买两张去澳门的船票。后天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

“谁跟你去。”

“你。”

“去见谁。”

“高德胜的儿子。”

沈清辞没有马上回答。宋恩泽等着。

“他要给你看什么。”

“那封信。”

又是一段沉默。

“你信他？”

“不信。但信值得看。”

“万一又是陷阱。”

“澳门是公共场所。他选的地方如果偏僻，我不去。他要是带了别人来，我走。”

“那你带我去干什么。”

“你帮我判断那封信是不是真的。”

“我又不是笔迹鉴定专家。”

“你是管账的。你分得出什么是真章，什么是假章。你在大埔看出过刻章的人英文拼错了。一封十三年前的信，纸张、墨迹、折痕，你比我看得仔细。”

沈清辞在电话那头想了一会儿。

“船票买几等舱。”

“最便宜的。”

“芒果我三舅送的那两个，你吃了没有。”

“没。”

“别吃了。澳门的芒果更甜。”

电话挂了。

宋恩泽放下大哥大。

后天。澳门。

高德胜的儿子。宋长明的儿子。

两个儿子见面。

手里拿的，是他们父亲之间的旧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