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造船学堂的白桦树小院里，那棵从长安移栽来的白桦树又长高了一截。

这棵白桦树是藤原宗佑从长安军器局带回来的苗，在泉州种了几年，不但没被南方的湿热蒸死，反而一年比一年长得高。郑师傅对这棵树的照料比对自己的膝盖更上心——树根周围砌了一圈防虫的石围栏，树冠上搭了遮台风的木架，旱季里每天用船坞里接的雨水浇一遍。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种一棵本地榕树，榕树在泉州随地一插就能活，他说白桦树是北方的树，北方的树知道怎么挺过冬天。造船学堂不需要一株随地能活的树，需要一株知道怎么在不是自己家乡的地方活下来的树。

树皮白得像新刷的石灰，在正午的阳光下反射出一种北方雪地般的刺目亮度。枝条上挂着的木质船模又多了一艘——学堂的传统，每完成一次重要远航，就由随船工匠按比例缩制一艘代表船型的模型挂到树枝上。去年挂上去的是一艘大胤蒸汽明轮舰的剖面模型，前年是一艘从威尼斯返回的商船，今年新挂上去的是一艘从君士坦丁堡撤回来的奥斯曼商船的缩比模型。船体用南胤铁木雕刻，甲板上的桅杆和帆桁一应俱全，船首的星月纹虽然被海风侵蚀得斑驳褪色，但星月的轮廓依然可辨——那颗星的五个尖角和那弯新月的弧度，和船厂档案室里保存的奥斯曼海军图纸分毫不差。

郑师傅坐在藤椅上。这把藤椅是泉州本地的藤编师傅给他做的，椅背的弧度经过三次调整才符合他腰背的形状，藤条被坐出了深褐色的包浆，扶手的位置磨出了两个浅窝。铜杆旱烟锅搁在膝盖上，烟锅里的烟丝已经燃到了最后一点火星，青烟从铜锅边缘丝丝缕缕地往外渗。他没有再吸，只是让烟锅搁在那里，像一个被暂时搁置的想法。

他旁边蹲着一个穿深灰色长袍、面容清瘦的中年人。中年人的肤色偏深，眼窝微陷，颧骨线条硬朗，胡须修剪得极短，嘴角两侧有两条深刻的法令纹，是常年抿嘴做决定的痕迹。他蹲着的姿势不太像本地人——泉州工匠蹲着干活时膝盖张开，重心沉在脚后跟上，像一尊被钉在地上的矮鼎；这个中年人蹲着时脊背挺直，膝盖并拢，重心偏前，更像是骑惯了马的人。他正低头看着地上散落的几块潮银密封垫的废料片。

那个中年人就是巴耶济德。阿海把他从码头带到学堂小院时只对郑师傅说了一句话——“从南边来的，想学蒸汽动力。”阿海没有说谎，巴耶济德确实是从南边来的——从君士坦丁堡经亚历山大港过印度洋抵达泉州，全程向南。他只是没说“南边”到底有多南，以及这个人三个月前还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巴耶济德退位后把国玺交给了继位的苏丹，把海军指挥权交给了大胤驻君士坦丁堡联络处，然后带了一个随从、一个翻译、三匹马和几箱图纸，从马尔马拉海的码头上船。他对继任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去学蒸汽锅炉怎么造。如果学不会，至少要知道它为什么不需要风。”

郑师傅不知道蹲在他旁边的这个“新学徒”是谁。没有人告诉他，不是因为刻意隐瞒，而是因为泉州造船学堂从来不问来历——从倭国的藤原宗佑到吕宋的渔家子弟，从威尼斯的玻璃工匠到冰海来的淘金者，学堂的门槛只有一条：想学。你想学，郑师傅就教。你不想学，你蹲在白桦树下一整天他也不会跟你多说一句话。巴耶济德来了之后没有说自己的名字，阿海叫他“巴兄”，郑师傅就跟着叫他“巴兄”。在泉州造船学堂，名字不重要，手上的茧子才重要。

巴耶济德在郑师傅旁边蹲了一会儿，没有出声。他的目光在地面上散落的潮银密封垫废料片上来回扫了两遍，然后伸出手，用手指拿起一片废料片翻来覆去地看。他的手指动作很慢，不是犹豫，是仔细——指尖在废料片的断面处停下来，轻轻摸了一下，然后把废料片举到眼前，对着阳光看。废料片是加工潮银密封垫时切下来的边角料，约三指宽，边缘被剪刀切得参差不齐，但断面层次分明——最外面是两层深灰色的脊银，中间是一层暗银色的潮银，在潮银和脊银之间各夹着一层极薄的金色夹层。那层金色极细，细到看起来不像是一层独立的材料，更像是被夹在两层金属之间的一道光线。但在正午的阳光直射下，那道金色夹层的断口处反射出了一种只有纯金才有的柔和光泽，黄得不刺眼，亮得不发白。

巴耶济德盯着那道金色夹层看了很久。阳光在他掌心移动，金色夹层的光泽随着角度变化忽明忽暗，像一根埋在两层灰石之间的金丝被风吹得轻轻颤动。他把废料片换到另一只手上重新看了一遍断面，然后用指尖沿着金色夹层的边缘从头摸到尾——不是摸金属表面的触感，是摸那道夹层的宽度是否均匀。

他抬头对郑师傅说话。这是他在学堂小院蹲了这么久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声音低沉，吐字很慢，像是在把每一个词都用舌头在齿间过一遍再放出来。他的话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不是泉州本地人的闽南腔，不是长安军器局的北地腔，也不是他见过的大食商人的阿拉伯语调——是一种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夹着某种喉音的声调，用词很准，但吐字时嘴巴的张合方式不太像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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