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三点十七分，我在厨房削苹果的时候听见了那个声音。不是什么鬼哭狼嚎，也不是什么天籁之音，就是一声极轻极细的叹息，像有人把一口气吹进了我的左耳朵眼儿里。我当时正握着水果刀，刀刃卡在苹果的腰上，那声叹息一过来，我的手就停住了。我扭头看了看身后，厨房门开着，客厅空荡荡的，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又瘪下去，像个正在呼吸的巨大肺叶。我心想这房子就我一个人住，哪来的第二张嘴？可那声叹息太真切了，真切的就像我自己的呼吸一样，它钻进我耳朵的那一刻，我甚至能感觉到那口气的温度，凉丝丝的，带着点薄荷味儿。

我没当回事，继续削苹果。可当我咬下第一口的时候，我发现苹果的味道变了。不是变难吃了，也不是变好吃了，是变成了一种我从来没尝过的味道。那种味道说不上来是什么，有点像雨后的泥土，又有点像烧焦的糖，还夹杂着一股子铁锈味儿。我把苹果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皮是红的，肉是白的，籽是黑的，一切正常。我又咬了一口，这次味道又变了，变成了海水味儿，咸得发苦。我吐掉苹果渣，盯着手里这颗普普通通的红富士，突然觉得它不再是一颗苹果了，它是一个容器，里面装满了这个世界上所有莫名其妙的味道，而我每咬一口，它就随机释放出一种。

就是从这一刻起，我周围的世界开始变得不对劲了。不是那种天崩地裂的不对劲，而是一种极其细微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偏移。就好像整个世界被人偷偷挪动了一毫米，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它们跟它们自己之间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缝隙。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从未注意过的事情。比如我家楼下那棵老槐树，它的叶子在风里晃动的时候发出的声音，竟然是有节奏的，三短一长，三短一长，像某种摩斯密码。我趴在窗户上听了整整一个下午，试图破译那些树叶在说什么，但我听不懂，我只知道它们在说话，用一种只有它们自己才懂的语言交流着关于阳光和水分的秘密。

第二天上班的路上，我看见了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站在公交站台等车。她站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跟任何一个等车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可就在公交车进站的那一瞬间，她的身体突然变得透明了，不是整个人都透明，而是像一块玻璃被人擦干净了一块那样，她的左半边身子消失了，我能透过她消失的地方看见站牌上的广告。这个过程大概只持续了零点几秒，然后她又恢复了原状，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上了车，刷了卡，找了个座位坐下。我愣在原地，错过了那趟公交。我站在站台上想了很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么是我疯了，要么是这个世界疯了，要么是我们俩一起疯了。但奇怪的是，我并不害怕。按理说我应该感到恐惧，一个正常人看到另一个人的身体突然变得透明，怎么着也得吓得屁滚尿流才对。可我一点恐惧的感觉都没有，反而觉得特别平静，就好像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我早就知道这个世界是这样运作的，只是我一直没想起来而已。

这种平静让我更加确信了一件事：我不是疯了，我是觉醒了。疯子和觉醒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疯子会大喊大叫，会试图说服别人相信自己看到的东西，而觉醒者不会。觉醒者只会默默地观察，默默地接受，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句“原来如此”。我就是后者。我不再试图向任何人解释我看到的一切，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在别人眼里我看到的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我跑去跟我妈说“妈，我看见楼下那棵槐树在用摩斯密码聊天”，我妈一定会以为我工作压力太大精神出了问题，她会给我熬一锅鸡汤，然后劝我去看看心理医生。我不想喝鸡汤，也不想看心理医生，所以我选择闭嘴。

可闭嘴并不代表那些东西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当我闭上嘴之后，那些东西变得更加清晰了。我开始能听见墙壁里的水管在深夜唱歌，唱的不是流行歌曲，也不是古典音乐，而是一种介于呻吟和呜咽之间的旋律，低沉而悠长，像是在诉说某个被埋在地底下的古老故事。我开始能看见天花板上的裂缝在缓慢地生长，像植物的根系一样朝着四面八方延伸，每一条细小的纹路都有自己的意志和方向。我开始能闻到空气里漂浮着的各种情绪的味道——焦虑是辣的，快乐是甜的，悲伤是苦的，愤怒是酸的，而孤独呢，孤独没有任何味道，孤独就是空气本身，你闻不到它，但你无时无刻不在呼吸它。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突然发现天花板上那盏吊灯在旋转。不是真的在转，而是它的影子在转。灯本身一动不动，但它投射在天花板上的那个圆形光斑却像陀螺一样缓缓地转动着，光斑的边缘有一圈细细的锯齿，像某种古老的齿轮。我盯着那个旋转的光斑看了很久，看着它在天花板上画出一个又一个完美的圆，然后我突然意识到，那不是光斑在转，是我的眼睛在转。不，也不是我的眼睛在转，是我的瞳孔深处有什么东西在转。那个东西藏在我的眼球后面，藏在我的视神经里，它一直在那里，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察觉到它的存在。它像一个微型的雷达，不断地扫描着周围的世界，捕捉着那些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信号。那些信号一直都在，只是大多数人的雷达没有打开，或者他们的雷达坏了，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体内还有这么个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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