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渊站起来。
他的双手从铁桌上移开,在应急灯的白光里活动了一下手指。
在西伯利亚冻了三天的指关节在阿克兰相对温和的空气中恢复了完全的灵活度。
他把作训服的袖口又往上卷了一圈——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思考时卷袖子,行动前也卷袖子。
“通知所有队员。
渗透组凌晨三点出发——杜瓦尔、常小北、施密特、贝内代托、加西亚,加上我。
佯攻组和牵制组凌晨四点进入预定位置,五点整正式打响。
从现在开始到出发之前,所有人检查装备,默记地图,抓紧时间睡觉。”
杜瓦尔从铁桌旁边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颈椎发出一串细小的咔咔声。
他看了一眼铁桌上标注着密密麻麻记号的地图,用英语说了一句话。
“我们在吉布提的时候,有一次突袭海盗窝点,情报说里面最多三十个人,到了门口才发现里面至少有两倍。
当时我的士官长问我怎么办。
我说——三十个和六十个有区别吗?我们都是要冲进去。”
施泰纳从铁桌另一边走过来,和秦渊交换了一个短暂的眼神。
两个人的语言不同,战术体系不同,训练哲学也不同。
但这个眼神不需要翻译。
“地下巷道交给我和罗西。”施泰纳用英语说。
他说话时把罗西的肩膀拍了一下,力道不轻——意大利人被拍得往前踉跄了半步,回头瞪了德国人一眼,眼神里没有真正的恼怒。
“天亮前,两条路线我们都会确认好。”
“通信交给我。”克劳福德已经重新坐下了,他的眼睛盯着屏幕上的信号波形,一只手在键盘上敲着什么,“我会让中继节点在渗透组到达地下两公里之前就位。”
隔壁的房间里挤满了来自六七个不同国家的士兵。
有人在擦枪,有人在磨刀,有人在把弹匣里的子弹退出来重新压进去——不是因为不信任工厂的装填质量,而是在重复一个让自己平静下来的动作。
枪油的味道和作战服的汗味、桌子上锡纸包里吃剩一半的压缩饼干味、角落里垃圾桶里咖啡渣的苦味混合在一起,在密闭的室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息——只有在军事行动前的准备室里才闻得到这种味道。
常小北坐在一个弹药箱上,面前的地上用粉笔画了一个粗糙的选矿厂一楼平面图——是岳鸣画的,画完之后人就走了,去帮克劳福德调试通信设备。
常小北盯着这个平面图看了大概十五分钟。
他在脑内模拟从电梯井出来之后的每一条可能的移动路线——电梯井出来是主楼一楼的南侧,正门在东侧,如果一楼的守卫集中在正门附近,从南侧出来可以绕到守卫身后。
但如果瓦西里的人在地下竖井入口那道铁门后面安排了哨兵,那么从电梯井冒头的瞬间就会暴露。
暴露之后怎么办?往哪个方向转移?最近的掩体是什么?
方岩坐在他旁边,正在往伤口上贴第三张创可贴。
伤口在飞机上被重新包扎过一次,现在碘伏的痕迹还没干透,在皮肤上留下一片深褐色的印记,边缘不规则地扩散着,像是被打翻的咖啡渍。
他把创可贴撕开,用牙齿咬住一角,一只手按住纱布,另一只手把创可贴拉紧贴在腿上。
“疼不疼?”刘洋问。
他已经检查完自己的装备,没什么可做的了,就在旁边数弹匣——反复数,数了四遍每次都是六个,但他还是忍不住又数了第五遍。
“疼。”方岩把创可贴压紧,用手指在边缘按了一圈让它贴得更牢,“但比在水泵房里被岳鸣搜到那次好多了。
那次是心疼。”
周锐正靠在墙角闭着眼睛,听方岩说完这句话睁开了半只眼。
“你那次在水泵房里待了多久?”
“从被发现到被‘击毙’,大概三分钟。”方岩说。
“三分钟你就心疼成这样。”
“你不懂。
那三分钟我想出了至少五种可以不被发现的躲法,但一种都没来得及用就被他抓到了。
复盘的时候我把每一种都重演了一遍,发现其中有两种是可行的——如果当时我能早五秒钟想到的话。”方岩说到这里的时候眉头皱了起来,似乎在回忆那段让他耿耿于怀的记忆,“从那以后我就跟自己说,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脑子一定要比身体快五秒。
脑子快五秒,身体就能多活一辈子。”
周锐把眼睛重新闭上,但嘴角往上翘了一点点。
他身边的施密特正在检查探地雷达——那是一台看起来像加大号金属探测器的设备,底座上有一个折叠天线阵列和一块单色显示屏。
他把探地雷达的电池从充电座上拔下来装进设备里,按下开机键,屏幕亮起来,显示出一行德文的系统自检结果。
他把每一个项目都看了一遍,然后关掉设备,把电池拔出来重新装了一次——施泰纳教过他,矿下设备的电池在低温下容易接触不良,出发前要多插拔几次确保接点没有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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