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

来自四面八方的吊唁使臣，如同百川归海般涌向圣洲大明的京师。

诸夏各国的使团络绎不绝。

炎明的第五任皇帝朱佑楠亲自下达了最隆重的哀悼令，派遣太子作为正使，携带着极其丰厚的祭品，漂洋过海、日夜兼程赶赴圣洲。

神洲大明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派出了兴王朱佑杬作为正使，心腹张永作为副使，携带祭品乘船赶赴圣洲。

而圣洲海外藩国的各藩国王，也纷纷放下手中的政务，派出世子与重臣入京。

不仅是圣洲的海外藩国，炎明、大明的海外藩国同样被这场国丧所牵动。

那些远隔重洋的南洋王国、欧洲王国等海外亲藩，以及圣明在欧洲的附属国，在收到丧报的第一时间，便派出了各自的世子作为吊唁使臣。

他们乘坐着蒸汽海船或飞剪船或普通帆船，跨越万里波涛，只为在圣皇的灵前表达最深沉的哀思与臣服。

而在所有前来奔丧的人群中，最为庞大、也最为震撼的，莫过于朱高燧的直系血脉。

朱高燧一生开枝散叶，生命力极其旺盛。

直到他驾崩之时，这世上仍有七十多名选择成为圣明内王的儿子活在世上。

这七十多位圣明内王，年纪最小的已经三十九岁了。

他们在接到丧报后，无不痛哭流涕，星夜兼程地赶赴京师。

跟随着他们一同入京的，是朱高燧的上千名孙子，以及多达数万名的曾孙子。

当这支浩浩荡荡的皇室宗亲队伍踏入京师时，整个京城都为之震撼。

从城门到神农宫外的十里长街，黑压压的人群绵延不绝。

他们皆披麻戴孝，身着素缟，随着礼官的唱喏，如潮水般叩首恸哭。

那震天的哭声，仿佛要将这天地都撕裂，尽显圣明皇家百年来繁衍生息的无上哀荣。

在这长达数月的国丧期里，朱见沛与太子朱佑枢始终保持着极度的克制与冷静。

景和十四年五月初九。

天清气朗，万里无云。

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国丧与哀悼后，圣皇朱高燧终于迎来了入土为安的日子。

当日上午，圣明京师内外缟素，哀乐低回。

皇帝朱见沛身着斩衰重孝，面容悲戚而肃穆，亲自率领文武百官与皇室宗亲，护送朱高燧的梓宫前往天枢陵。

一路上，朱见沛步履沉重，数次驻足，尽显人子至孝。

随着沉重的梓宫在震天的礼炮声中缓缓沉入地宫，这位跨越了六个朝代、开创了圣明伟业的千古一帝，终于长眠于这片他亲手丈量并建设的土地之下。

至此，朱高燧大丧礼仪在物理层面上结束了。

从二月初八驾崩到五月初九日下葬，停灵仅三个月，不是五个月，也不是七个月，原因有三。

一是朱见沛遵照朱高燧的遗命，只停灵三个月，既给了海外藩王世子入京吊唁的时间，也可以避免久停生变。

二是天枢陵地宫早在乾熙年间时已基本完工，无需临时赶工。

当然，还有说法是朱高燧为了防备海外藩王借“吊唁”之名拖延时间、集结兵力，图谋不轨，或脱离朝廷，自立称帝。

总之，不管其他人怎么想，停灵三个月不多不少，起码让真正想再见朱高燧遗容一面的“圣皇子孙”满足了心愿。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朱瞻堂驾崩后，其后宫妃嫔是否殉葬全凭自愿，而朱祁铭驾崩前留的遗命也是凭妃嫔自愿，不强迫。

由于朱高燧高寿，他的妃嫔全都死在了他的前面，自然也就不存在后宫嫔妃殉葬之事。

数日后。

梓宫落葬的尘埃刚刚落定，另一场关乎王朝礼法与传承的盛典便在圣明太庙内庄严展开。

景和帝朱见沛亲自主持朱高燧神主牌位的祔庙大典。

在庄严肃穆的太庙正殿内，檀香缭绕。

朱见沛双手稳稳托起那块象征着无上尊荣的神主牌位，在礼官高亢的唱喏声中，将其郑重地升入了太庙始祖之位，即“百世不迁，永居正中”。

《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这是周代确立的宗法正统标准，被后世王朝奉为立国礼制的基石。

也就是说，始封之君或开国皇帝，百世不迁，永居正中；之后按照父为昭、子为穆，交替排列；左三昭、右三穆，共六世。

当新皇帝祔庙导致超过“三昭三穆”限额时，最远一代除始祖外的神主需迁出正殿，移入“祧庙”夹室隐藏，不再享受常规时享。

这种“祧迁制”强调“尊祖重统”，通过限制庙数维护宗法秩序，防止私亲泛滥干扰国家正统叙事。

朱元璋建国后严格遵循七庙制。

神洲大明的洪熙、宣德、正统朝均维持此制，即便仁宗、宣宗相继祔庙，也通过祧迁熙祖、仁祖等追尊先祖来保持“七庙”格局。

圣明太庙寝殿为“前堂后寝”的结构，这与神洲大明、炎洲大明制度一样。

虽然在乾熙初年，朱高燧尊朱棣为圣明世祖，但朱棣并非圣洲大明的开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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