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的春，风里早该裹着海棠的淡香。

可高寒，终究没有去看今年的海棠花。

不是心念淡漠，无意春光，是她被困住了。寸步难行，根本去不了。

偌大的燕园，早已没了书声琅琅。长长的红布横幅横跨在两栋教学楼之间，浓黑的墨汁写就的口号字大如斗。但高寒注意到的，是横幅背后——第三根廊柱的阴影里，那个用粉笔画下的符号。

一只歪斜的蝴蝶。

那是接头的标记。

她脚步未停，甚至没有多看一眼。四年的潜伏生涯教会她一件事：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让目光多停留半秒。但她记住了那个符号的位置，以及它出现的意义——上线有消息要传递。

“高老师。”

一道清亮的年轻男声从身侧响起。高寒身形微顿，指尖下意识攥了攥衣角。她认得这个声音。三个月前，就是这个学生在课堂上举手问她：“高老师，您觉得鲁迅先生的文章，在今天还有现实意义吗？”

那时他的眼神是求知的。此刻，他左臂上的红袖章鲜红刺眼。

“有事吗？”她问，语气平淡。

学生看了她一眼，目光在她颈间那条褪色的围巾上停了一瞬。“没事。就是提醒您，明天的批判大会，全体教职工都要参加。”

他说完便走了。高寒站在原地，心跳快了半拍。

那条围巾——她今早出门前特意换了一条。不是她惯常戴的那条灰色羊毛的，而是藏蓝色的，边缘有一道不起眼的暗红色绣线。

那是紧急信号。

意味着：你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停止一切活动，等候指示。

回到家，高寒关上房门，后背抵住门板，闭上眼睛。

是谁出了问题？

是玲子吗？远在镰仓的玲子，上一次来信已经是两个月前。信里只有一张照片——镰仓海岸的浪花，背面写着：“海风很大，但樱花开了。”看似寻常的问候，但她们约定过：如果信中出现“风”字，就意味着不安全。

玲子那边出事了。那她自己呢？

高寒走到窗前，目光落在窗台上那盆茉莉枯枝上。枯枝依旧挺立，褐色的枝干干瘪枯涩。她伸手碰了碰花盆底部——那里有一个夹层，里面藏着一部微型相机和三卷胶卷。

那是她四年来拍摄的全部证据。

她还没来得及交出去。

窗外，什刹海的湖面死寂如镜。高寒的目光越过湖面，望向对岸那棵老槐树。树下有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每天下午三点准时出现，五点收摊。

那个人，是她在北京的唯一下线。

但今天，老头身边多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左臂上没有红袖章，手里拿着一本红皮书，正在低头翻看。

高寒的手停在半空中。

那个年轻人翻书的姿势不对。真正读书的人，拇指会压住书脊；而他，拇指搭在书页边缘，食指和中指夹着书脊——那是握枪的习惯。

她被监视了。

接下来的三天，高寒没有出门。

她把病假条塞进门缝，告诉居委会的王大妈自己着了风寒。王大妈隔着门板叮嘱她多喝热水，脚步声远去后，高寒才开始行动。

她打开收音机，调到短波频段。滋滋的电流声中，她捕捉到一个微弱的信号——三长两短，重复三次。

那是摩斯密码。

“货已安全。撤离路线确认。等待指令。”

高寒松了口气。至少，玲子那边的东西保住了。那些照片、文件，如果落到不该落的人手里，会牵连太多人。

但紧接着，信号变了。

五短一长，重复两次。

她的心猛地收紧。

那是最高级别的警报：组织内部出现叛徒，所有联络点均已暴露，立即启动自我隔离程序。

自我隔离。意思是：切断一切联系，销毁所有证据，然后——

等死。

或者，等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营救。

第四天，敲门声响了。

高寒没有应声。她坐在窗前，手指搭在那盆茉莉枯枝上，感受着花盆底部那部相机冰冷的触感。

敲门声停了。然后是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

门开了。

进来的不是居委会的王大妈，也不是那个卖糖葫芦的老头。是两个穿着军绿色大衣的年轻人，左臂上戴着红袖章。

“高寒同志，”为首的那个开口，语气客气得不像话，“有些情况想请您配合调查一下。”

高寒站起身，理了理衣襟。她的目光扫过窗台——那盆枯枝茉莉还在原地，新生的茉莉在旁边，两盆花并排而立，看起来毫无异样。

“好。”她说，“容我拿件外套。”

她转身走向衣柜，拉开柜门的瞬间，手指在柜子内侧的暗格里摸到了一把钥匙。那把钥匙很小，银白色，藏在一条旧围巾的夹层里。

那是保险柜的钥匙。

保险柜在哪儿？她不知道。她只知道，这把钥匙的主人，是四年前牺牲的前任潜伏者。那人临死前留下最后一句话：“枯枝会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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