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辰后，独四旅又动了。

这次不是打辎重队。

辎重队已经烧光了，没什么可打的了。

这次打的是行军队列。

日军的先头部队正在连夜赶路，队伍拉得很长，从前到后延绵十几里。

佟麟阁把独四旅分成十个支队，每个支队负责一段公路。

打一阵，撤一阵。打了就跑，跑了再打。

第一支队在五里外开了火。

迫击炮、重机枪、步枪，一起招呼。正在行军的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下几十具尸体，趴在地上不敢动。

等他们组织起反击，第一支队已经撤了。

第二支队在十里外等着他们。

又是迫击炮、重机枪、步枪，又是一阵猛打。又丢下几十具尸体，又趴在地上不敢动。

等他们再组织起反击，第二支队又撤了。

第三支队在十五里外等着他们。

同样的打法，同样的效果。

就这样，打一阵，撤一阵。打一阵，撤一阵。

一夜之间，独四旅组织了二十一次袭扰。

每一次都不恋战，打完了就跑。每一次都给日军造成几十人的伤亡，加起来就是上千人。

日军的行军速度被拖得极慢。一夜只走了不到三十里，比预定的慢了整整一半。

鬼子们被折腾得精疲力竭。

不敢睡，不敢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冒出一阵枪炮声。有人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摔倒在路边。有人被吓得神经衰弱，听到风吹草动就开枪。

联队长的脸黑得像锅底。

“八嘎！八嘎！”他不停地骂，但骂完了还得继续走。

二十六日拂晓，佟麟阁的独四旅撤到了关山湖。

战士们瘫倒在山坡上，有人靠着石头就睡着了，有人抱着枪坐在地上，眼睛半睁半闭。一夜的袭扰，二十一次战斗，所有人都累得脱了形。

佟麟阁没有睡。他坐在一块石头上，面前摊着地图，手里拿着铅笔。

“旅长，清点完了。”参谋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说。”

“毙伤鬼子大约一千二百人。缴获步枪二百多支，机枪十几挺，弹药若干。咱们的伤亡——阵亡三十七人，重伤五十二人，轻伤一百多人。”

佟麟阁点了一下头。

“把重伤的送下去。阵亡的……登记好名字。”

“是。”

参谋转身要走。

“等等。”佟麟阁叫住他，“给左司令发电报。独四旅已完成今夜袭扰任务，毙伤鬼子约一千二百人。部队已撤至关山湖休整。明日赶到指定会合地点。”

“是。”

电报发出去的时候，左司令正在地下工事里看沙盘。

他接过电文，看了一遍，放在桌上。

“佟麟阁打得不错。”他说。

闫揆要凑过来看了一眼。

“一千二百人。好样的。”

左司令没有接话。他看着沙盘上那些红色箭头——第十九、二十师团正在向西移动，速度很慢，但没有停。

“告诉佟麟阁。”他说，“不要着急赶路。晚个半天到就行。”

“是。”

左司令又看了一眼沙盘。

第八师团的重装备，应该快到奉天了。

他沉默了片刻。

“电讯室，给旅顺沿线的观察哨发电报。问他们，鬼子的火车到了没有。”

九月二十六日，奉天城。

秋风吹过残破的营房，卷起满地枯败的杂草与尘土，混着隐约的血腥气，钻进日军第二师团司令部的每一个角落。

这座原东北军的营房，青砖灰瓦早已失去往日规整，院子里的青石板缝隙间，除了杂草，还嵌着暗红发黑的血渍——那是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将士抵抗到底的印记。

廊下的柱子上，弹孔密密麻麻，有的被硝烟熏得漆黑，有的还残留着弹头的碎片，指尖抚过，能触到战争刻下的狰狞伤痕。

多门二郎站在正房门口，军服依旧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皮靴擦得锃亮，能清晰照见他眼底的疲惫与焦躁。

连日的煎熬让他双眼布满血丝，眼下的青黑色像泼了墨，死死贴在脸上——他已经整整四天没合眼了，耳边无时无刻不回荡着辽西战场的枪炮声，还有部下绝望的呼救电报。

他的两个旅团，天野六郎的第三旅团和长谷部照吾的第十五旅团，被中国军队围在辽西腹地整整七天。七天里，八次突围，八次被硬生生打了回去。

每一次突围都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厮杀。

电报里的数字触目惊心：伤亡两千五百多人，其中近一半是当场战死，剩下的要么断胳膊断腿，要么被炮弹炸得面目全非，能继续作战的士兵不足半数。

粮食早已告急，士兵们每天只能分到半块硬邦邦的压缩饼干，渴了就喝地上的泥水。

弹药更是所剩无几，很多士兵的步枪里只剩三五发子弹，拼到最后只能挥舞着刺刀，与中国军队展开殊死肉搏，不少士兵连刺刀都卷了刃，就用拳头、用牙齿，直到被敌人的刺刀刺穿胸膛，也死死抱着对方的腿不肯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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