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谁借的车？”红梅蹲在卧室衣柜前，把叠好的衣服一件一件往旅行箱里塞。她身上一件米白短袖棉衫，下身一条深蓝七分裤，头发拿鲨鱼夹随意夹在脑后，额前落了几缕碎发。

“老夏。”常松把车钥匙往鞋柜上一搁，弯腰换了拖鞋。一件灰蓝POLO衫扎在牛仔裤里，脚上趿着双棕色皮凉鞋，“他那个别克GL8正好闲着，我说用两天，他二话没说就把钥匙扔给我了。人家现在混得好，在外面干点私活，工程接了好几个，换车跟换衣服似的。”

常松说到这儿，语气有些微妙。这世上，人只会嫉妒那些原本和自己差不多，却突然强出一截的人；而对于那些一骑绝尘、望尘莫及的，就只剩下纯粹的羡慕了。老夏，显然还没到让常松纯粹羡慕的程度。

“老夏？”红梅把英子的裙子叠好放进旅行箱，抬头看了常松一眼，“你之前不还夸他吗，说这人实在，他老婆生病那会儿，把车都卖了给老婆看病。大玲跟他处了一段，后来没成。”

“那我哪知道。”常松走到茶几前端起凉白开灌了一口，杯子搁下的时候磕在玻璃面上轻轻一声响，“那时候看他确实像个好人。老婆瘫在床上，他端屎端尿伺候了好几年，谁不夸一句。谁知道老婆一死，整个人跟换了魂似的——放飞自我了。”

红梅正蹲在旅行箱旁边压拉链，听见“老婆一死，放飞自我了”，手停了半拍，偏过头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

那个眼神不咸不淡的，嘴角浮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弧度，手里的活却没停。她心里倏地划过一道凉意：女人拿一生去赌一个男人的良心，赌赢了，是段街头巷尾的佳话；赌输了，便是坟头还没干的凄凉。可男人呢，似乎总能在旧坟的泥土尚新时，便嗅到下一春的花香。

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翘起二郎腿：“妈的，现在见一个女人爱一个，看到漂亮女人眼珠子恨不能粘在人家身上。上回在龙湖路看见一个穿裙子的，脖子跟着人家扭了半条街，差点撞电线杆上。这又找了一个，在田家庵开理发店的，比他小一轮，天天开个别克去人家店里蹲着。人家给顾客剪头，他坐旁边看，跟个看门狗似的。那女的给他剃了个平头，他回来跟我们吹了一星期，说人家手指头碰他头皮的时候浑身跟过电一样。”

男人的第一段婚姻是愣头青的冲锋，第二段是棋逢对手的博弈，第三段……他懒得下了，就当是退休返聘。 老夏这种就叫退休返聘之后又搞起了副业——反正死过老婆的人，什么都不怕了。

红梅站起来，嘴角往下撇了撇。好色是男人的季节性感冒——春天犯一次，秋天犯一次，夏天太热懒得动，冬天太冷缩回去了。你以为他痊愈了，明年开春又来。 老夏这感冒，从他老婆还没下葬就潜伏着了，现在不过是全面发作：“怎么，你羡慕人家？你看人家死老婆的多好，放飞自我了。你羡不羡慕？”

常松翘着的二郎腿放下来了，脸上的笑还没来得及收，僵在嘴角边上，老毛病又犯了——“不、不是——我羡慕什么？我又不是他。红梅你误会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红梅转过身去把大行李箱拖过来，头也没回。

她太知道了，每个男人心里都豢养着一头困兽，平常拿责任和道德的铁链死死锁着。一旦看见别的同类挣脱了锁链，哪怕只挣开了一条缝，他们嘴上鄙夷，心里那头兽，却也跟着蠢蠢欲动，低低地咆哮了一声。常松这会儿的辩解，就是那铁链子在响。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讲他这个人好笑——不是，我是觉得他好笑——”常松从沙发上站起来，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追到红梅旁边，“你、我说老夏的事你往我身上扯什么？”

红梅又拿过来一个墨绿色的小旅行袋，拉开拉链，把常松两条短裤卷了卷塞进去，又放了两双袜子，拉上拉链搁进大行李箱里。“大玲现在找的那个也挺好的。就是给咱们新店装修的那个赵大江。人实在，会来事。上个星期大玲请假去合肥，就是他开车送的。张姐跟我说的，说两个人处得挺好，赵大江天天晚上去新店接她下班，送到家门口才走。”她抬起头看了常松一眼，“估计大玲这回是真上心了。”

常松靠在沙发上，手搭在膝盖上，手指头无意识地在膝盖上轻轻敲着。听见这话，他嗯了一声：“那不好吗？找个老实人，会过日子。”

红梅叠着衣服，心里头忽然有些发空。爱情是场高烧，婚姻是烧退后那场漫长的咳嗽，死不了人，但也绝不好受。 她和常松咳了多少年了？不算了，算不清。她直起腰来看了他一眼：“对呀。你不老实吗？”

常松手指头在膝盖上停了，偏过头看她：“你怎么什么事都能提到我。我跟你说大玲的事，你往我身上扯什么。”

他赶紧把话头吞了回去。说白了，男人谈论别人的艳遇，就像聊隔壁桌上的菜，闻着香，但真让他换桌，他又舍不得自己点的那份。红梅这份“菜”，对他来说咸淡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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