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葛诏煌被驱逐出境之后，和联胜、福义兴等众多本土帮会迅速围剿14K，疯狂抢占14K原有的地盘和利益链条。

在此期间，和联胜、新义安等迅速壮大。更要命的是，葛肇煌走后，留在香港的14K成员为了生存，不得不继续干回老本行——收保护费、抢劫、打架斗殴。这种频繁的街头暴力严重影响了香港的社会治安。

港英政府对这股带有强烈国民党政治色彩的帮派势力极为忌惮，采取了高压打击政策。在1950至1951年间，警方对14K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围捕和扫荡，大量底层成员和骨干被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导致14K在香港的公开活动几乎绝迹。

雷洛因为打击14K得力，升为探目。

但此时在台湾的葛诏煌并没有放弃。他将14K从传统的江湖堂口改组为更严密的现代黑社会组织，设立了“山主”、“香主”等层级，并划分了明确的三十六个堂口，用以保证组织的高效运转。

1951年，葛诏煌带着一大笔活动资金秘密潜回香港。为了躲避港英当局的追捕，他选择在香港元朗的凌云寺内藏身。

在元朗有了资金和安全据点后，葛肇煌迅速召集旧部，原本他们在香港的正式名号取自广州据点“宝华路14号”，对外正式称号为“14号”。

14K的“K”是国民党英文Kuomintang的首字母，在此之前只是个绰号，就跟福义兴的“老福”差不多。这次他回来，为了向背后的支持者表忠心，索性正式改名为“14K”。

随后，他以元朗为根据地开始扎根织网，大量吸纳从内地逃港的国军残兵为核心，迅速接管并垄断了香港九龙地区的鸦片分销、地下赌场以及色情行业。同时，他们积极向新界、港岛扩张地盘，与新义安、和联胜、福义兴开始激烈火并。三十六个堂口，老兵带队，天天开打。

李祖并不是很关心这个。香港吗，港英以黑治港，没有火拼反而奇怪了。14K也好，新义安也好，和联胜也好——他在结志街住了快十年了，早就学会了分辨什么声音是烧腊店砧板上的刀响、什么声音是街对面两家茶餐厅争客人的吆喝、什么声音才是真正需要他出门去看一眼的。

午后的阳光从斜上方照下来，把结志街的石板路晒得微微发烫。路边的树影在风里晃了晃，落在墙根底下，落在刚刚才被擦过一遍的橱窗玻璃上。李祖牵着四岁半的李定邦在街面上瞎逛悠。

李定邦走在前面半步，小手攥着李祖的食指，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得很认真。路过烧腊店的时候他的脚步慢了一拍，目光朝橱窗里那排油亮亮的烧鹅瞟了一眼，又收回来了。

走过凉茶铺的时候他也慢了一拍，像是习惯性地等了一声吆喝，但那声吆喝没有来。他走路的节奏和他爹很像，不急不慢，每一步都在自己脚下踩实了才开始迈下一步，只是他的头左转右转的频率比李祖高得多，像是要把结志街上每一个角落都收到自己的小本子里去。

然后李祖看到街角有个年轻人正站在一个空铺面前挠头。那个铺面不大，门脸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上面贴着一张褪了色的招租纸，纸边翘起来，被风吹得哗哗响，边角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字迹了，上面印着的“出租”二字还依稀可见。年轻人站在门口，右手搭在卷帘门的边缘上，左手叉着腰，微微踮着脚往里看，像是在估量里面有多大空间，又像是在犹豫自己有没有资格站在这扇门前。

此时香港的经济还没有开始腾飞，空铺面还是不少的。中环和湾仔还有些铺子关着门等着涨价，结志街也不例外。租金贵，租客少，空铺面就这样一直空着，像一排还没找到答案的问号。

那个年轻人穿着浅灰色的旧布衫，袖口挽了一道，露出的小臂不粗，但能看到干活留下的筋和结实的线条。他的鞋面上沾了一层干了的灰，像是走了不少路，脚踝两侧的鞋帮也有些磨损。

李祖觉得这人有意思——站在一个没开门的铺子前面，像是已经在这条街上走过好几趟了，拐进结志街之前，大概已经看过不少地方。他走上前，把烟从口袋里掏出来，叼上一根，没有点，目光从卷帘门上移到那年轻人脸上，语气随意得像是路过时顺口问了一句：“喂，小子，你迷路了？”

那个年轻人被问得一愣，然后有些腼腆地挠了挠头，像是没想到会有人在街上主动跟他说话。他放下手，声音比刚才低了一点，带着一种“不好意思但还是想说”的犹豫，把自己的事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

他叫林木和，十八岁来港后在他叔叔的大排档里做学徒。

那间大排档在深水埗，铁皮棚子搭在两条窄巷的交汇处，灶台是红砖砌的，灶眼上常年架着两个大锅，一锅熬汤，一锅煮水。他从洗菜开始干，慢慢地学会冲茶、拉茶、调奶茶的比例，早上四点半起床生火，收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忙起来的时候脚不沾地，闲下来的时候就用旧报纸练习冲茶的手法，把红茶用纱布袋来回冲，直到找出最顺口的方式。他干了六年，攒下一笔钱，不多，但够他在这一行里自己迈出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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