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启明：我最骄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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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张启明，在启明律所干了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律所的门被砸过，玻璃换过，墙上被喷过油漆。最严重的一次，是处理农民工讨薪案的时候，对方找了几个混混来闹事，把档案柜都推倒了。

那天晚上我蹲在地上捡文件，捡着捡着就笑了。

我老婆打电话来问我还回不回家吃饭，我说不回了，忙着呢。她说你天天忙，也没见你挣几个钱。

她说的没错。

我在启明律所这十五年，确实没挣什么钱。

同期出来的律师，有的开了自己的律所，有的做了企业法务总监，最差的也买了三套房。

我到现在还住在人大旁边那套老房子里，车开了十二年没换。

但我一点都不后悔。

沈玉第一次来启明律所的时候，还是个刚上大学的小姑娘。

她看着墙上那些感谢信发呆。

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想当志愿者。

我当时觉得这孩子挺有意思，大一新生不好好享受大学生活，跑来做公益法律服务。

沈玉在启明律所当志愿者的那段日子，她整理卷宗比谁都细心，接待当事人比谁都耐心。

有一次一个老大娘来咨询遗嘱的事，沈玉陪她聊了三个小时，从遗嘱讲到她孙女的学习成绩，再讲到她养的那只猫。

老大娘走的时候拉着沈玉的手说，姑娘，你比我亲孙女还贴心。

再后来，沈玉跟我说，她想帮李老师重启被拐案。

我说这个案子很难，她问我要不要试试。

她跑遍了京市和合城的所有相关部门，找当年的证人，调档案，做画像。

案子最终立了，人贩子虽然死了，但买人的村子被端了，念念的遗骨被找回来了。

李老师抱着那个小盒子哭的时候，我站在旁边，想起我当年跟她说的那句“立案很难”。

难，但不代表不可能。

她的坚持和行动，一次又一次刷新了我的信念。

再后来，沈玉越做越大，开了玉宸律所，成立了心火中心，处理了很多轰动全国的大案。

但不管多忙，她隔段时间就会回启明律所坐坐。

有时候是带几个案子来跟我讨论，有时候就是单纯喝杯茶。

我一直记得她第一次来的时候，站在门口看感谢信的样子。

那时候她眼睛里有一种光，很亮。

这种光后来我见过很多次。

在她为农民工讨薪的时候，在她帮张娟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时候，在她跨境解救被拐女工的时候。

去年有人问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是在沈玉还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时候，给了她一个当志愿者的机会。

那人笑了，说这算什么骄傲的事。

我没解释。

但我知道，如果没有启明律所那扇一直敞开的门，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心火中心。

就像李老师当年给了沈玉一碗粥、一颗糖，沈玉后来把这份光变成了亿万星光。

我只是那扇门而已。

但我很庆幸，门是开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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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教授：我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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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人大法学院教了几十年书，带过的学生成百上千。

沈玉不是最聪明的那个，也不是最努力的那个。

但她是我最骄傲的那个。

这话我从来没当着她的面说过，怕她翘尾巴。

沈玉第一次引起我的注意，是在模拟法庭上。

她和张弛合作整理案例，我路过资料室的时候，听到她在跟张弛讨论一个劳动纠纷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她说，这个案子其实不只是劳动法的问题，还涉及到行政法的交叉适用，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

当时我就觉得这孩子有灵性。

法学这东西，死记硬背谁都会，但能看到法条之间的关联、看到案件背后的逻辑，这是天赋。

李老师被拐案的那个案子，难度我清楚。

时间跨度大，证据缺失严重，很多关键证人都找不到了。

但沈玉硬是一点点把证据拼凑起来，把案情还原出来。

她来找我的时候，案子已经到了瓶颈期。

买李老师的那个村子找到了，但人贩子死了，村里的其他人拒不认罪。

沈玉问我有没有办法。

我说有，但很难。她说，师父，我不怕难。

那是我第一次听她叫我师父。

之前她一直叫我“张教授”。

我愣了一下，说你刚才叫我什么。

她也愣了一下，脸红了，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说叫都叫了，还改什么，以后就这么叫吧。

她笑了，笑得很开心。

后来我他们找到了当年的目击证人，补全了证据链，最终把赵明送上了死刑台。

宣判那天沈玉给我打电话，说师父，我们赢了。声音是平静的，但我知道她在哭。

我说好，回来请你吃饭。

她说她想吃师娘包的饺子。

我说管够。

后来沈玉要建立玉宸律所，她来征求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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