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手机屏幕，范总的最后一条消息停在那句话上面：“陈默，事成之后，我不会亏待你。但你得明白，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一根绳上的蚂蚱。

这句话我听过太多次了。每次范总让我做越界的事情，他都会用这句话来收尾。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总是带着一点笑意，像是在说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就像同事之间分一根烟、喝一杯酒那种轻松的口吻。但我知道那根绳子不是绑在他身上的，那根绳子只绑着我一个人。范总站在岸边，手里攥着绳头，而我吊在半空中，下面是看不见底的深渊。

我没有回复他。

我把手机扣在副驾驶座上，双手握住方向盘，额头抵在手背上。车里的空气又闷又热，车窗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我已经在车里坐了将近四个小时，从天黑坐到天快亮。中间有好几次我想发动车子离开，但每一次钥匙拧到一半，我的手就自动松开了。

不是我不想走，是我不知道能去哪。

回家？老婆会问我怎么这么早回来，脸上带着一夜没睡的青灰色。她会问，然后我会编一个谎话，说赶项目通宵了。她会信，她总是信我。但最近这半年，她看我的眼神变了，不再是那种全然的信任，而是带着一点点疑惑，一点点欲言又止。有一次她在我换衣服的时候，看到我手机屏幕上弹出的微信消息，上面写着“遗嘱第二页第三条改完了”。她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说是公司一个客户的遗嘱设计业务。她沉默了几秒，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会心脏发紧的话：“陈默，你是个做海报的，谁家做遗嘱要找设计师？”

她不是傻子。她从来没傻过。

是我一直在自欺欺人。

五点半的时候，天边开始泛白了。我抬起头，挡风玻璃上的水雾模糊了外面的世界，路灯的光晕开成一个一个的圆圈，像一只只睁大的眼睛。我伸手擦了一下玻璃，指尖触到冰冷的玻璃面，留下几道清晰的指痕。透过那几道缝隙，我看到对面那栋写字楼的十二楼，灯又亮了。

范总还在上面。他一整晚都没走。

或者他走了又回来了？我不知道。我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也许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离开过那间办公室，也许那个下楼来找我说话的范总根本不是真实的，是我的幻觉。不，不对，烟头还在，我车窗外面地上确实有一个烟头，是他弹在地上的那个，鞋尖碾灭的痕迹还在。

一切都在提醒我，这是真的。

我打开手机，翻到相册里那个被我命名为“工作资料”的加密相册，密码是我的生日。这个相册里存着这两年我经手过的所有修改文件的截图，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反侦察意识，纯粹是因为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做过的设计稿都喜欢存一份存档，算是一种职业病。当初存这些截图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这是“工作留底”，但实际上我心里清楚得很——我是害怕了，我想留一点证据，万一哪天东窗事发，至少我能证明自己不是主谋。

但范总昨晚说的话让我彻底明白了，那些截图根本证明不了什么。范总的手段从来不是靠隐瞒，而是靠一种更阴险的方式——让你变成共犯，然后用共犯的身份来威胁你，比你用受害者的身份来自保要有效得多。

我记得上个月看过一个新闻，说有个财务公司的员工帮老板做假账，后来老板被抓了，那个员工主动自首，以为能争取宽大处理。但最后判下来，他和老板几乎是同样的刑期。因为法律看的是你在犯罪链条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是你拿了多少钱。你动手了，你就是共犯。没有人会相信你是被逼的，因为你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拒绝，可以辞职，可以报警，而你选择了每一次的妥协。

法律不会同情懦弱。

这句话像一把刀，从我脑子里长出来，一直扎到心口。

六点十分，手机响了。不是范总，是我老婆。

“你怎么还没回来？”她的声音里带着没睡醒的沙哑，但更多的是不安，“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你不在家，给你打了三个电话你都没接。”

我翻了一下通话记录，凌晨两点多确实有三个未接来电。那时候我正全神贯注地在改那份遗嘱，手机调了静音，什么都没听到。

“在公司加班，”我说，声音哑得不像自己，“有个项目要赶，通宵了。”

沉默了三秒钟。

“陈默，”她忽然叫了我的全名，这种叫法在我们结婚后很少出现，上一次还是她发现我偷偷借了网贷去还信用卡的时候，“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真的就是加班。”

“你每次说谎的时候，呼吸会变得很轻，像怕被人听到一样。”她说，“你现在就是这样在呼吸。”

我愣住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屏着呼吸说话。

“我没事，”我深吸一口气，“天亮就回去，今天答应陪贝贝过生日的，我记得，不会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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