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盯着那扇窗户看了整整四十分钟。

不，也许更久。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时间在我身上像一层结了冰的河面，停滞了，凝固了。我蹲在地上，后背抵着沙发，膝盖抵着胸口，用一种几乎是要把自己缩进骨头里的姿势待了很久。窗帘已经被我扯下来了，窗外的阳光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已经偏西，从原来照在地板上的那一大块变成了细细的一条，像一柄金色的刀片，慢慢划过房间的地面，最后消失不见。

那首口哨声没有再响起。

我把手机举到面前，又翻了一遍私信记录，又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没有。那条消息蒸发得干干净净，连截图都来不及截——或者说，就算我截了图，又能怎样？一个字母数字组合的僵尸号，发了一条似有所指又什么都没有说清楚的消息，然后在几秒钟内自我销毁。这算什么？威胁？警告？还是某种精准投放的、专门用来击溃我心理防线的表演？

表演。这个词现在像一个生了锈的钩子一样挂在我脑子里，每想一次就剜下一块肉来。

我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腿是麻的，像无数根针同时在扎我的血管。我扶着墙慢慢地走到窗边，往外看了一眼。楼下的马路很安静，下午三四点钟的小区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遛狗的老太太坐在长椅上晒太阳，一只橘猫从灌木丛里钻出来又钻回去，远处有几个工人在修剪绿化带的冬青。一切都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正常得像一幅被精心摆拍过的照片。

我忽然觉得这个想法本身就很恐怖。当一个人开始把所有正常的事物都看成潜在的摆拍时，说明他的整个世界已经被那个东西污染了。那条两分钟的视频像一瓶墨水，倒进了我认知的水池里，搅浑了一切清澈的东西，从此以后我再也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什么是为了让我看到而被刻意安排好的场面。

我拿起手机给大梁打了电话。响了三声，他接了，声音压得很低：“默哥，我这正跟律师开会呢，怎么了？”

“大梁，你还记不记得，上周你让我帮你选的那家餐厅，你和你老婆结婚纪念日那顿饭，是哪家？”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秒。大梁有点莫名其妙地笑了：“你问这个干吗？淮海路那家日料啊，你不是还给我推荐了他们的主厨套餐？”

“那家餐厅叫什么名字？”

“默哥，你没事吧？”

“叫什么？”

“……青木。”

我挂断了电话。

青木。对，是青木。我上周确实给大梁推荐了那家日料，因为我上个月刚去吃过，和金枪鱼中腩一起上来的还有那个主厨亲自送的一小碟渍物，他说是腌了三个月的芜菁，脆生生的，带着一股柚子醋的清香。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我是一个人去的，坐在吧台最左边的位置，右边是一对情侣在拍照，头顶的射灯把盘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照得像艺术品。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前女友的生日，我以前每年这天都会和她一起去吃顿好的，分手之后这个习惯变成了一种自虐式的仪式，我一个人吃，一个人喝，一个人走回家，一个人躺在黑暗的床上睁着眼睛等天亮。

我能记住这些事。我的记忆没有出问题。

那条私信呢？那条私信是不是真的存在过？我真的看到了那行字吗？还是说我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产生了幻觉？我用力地捏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疼。疼痛是真实的，此刻的房间是真实的，窗外的夕阳是真实的，手心里因为出汗而湿漉漉的触感也是真实的。但我凭什么相信这些“真实”？如果我连一段自己亲眼看到的文字都不敢确信它存在过，我还能确信什么？

我打开衣柜，翻出了一件黑色的连帽卫衣，一顶灰色的棒球帽，一副出门几乎从不会戴的墨镜。我把帽檐压到最低，墨镜推到鼻梁上，站在玄关的穿衣镜前端详了自己三秒钟。镜子里的人看起来像一个拙劣的模仿犯，一个试图扮演“普通人”的公众人物，伪装程度大概只够骗过一个三岁小孩或者一个完全不关心娱乐新闻的路人。但也够了，城南汽修店那种地方，应该没有人在意来修车的人长什么样。

出了小区，我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了城南汽修一条街的地址。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大白天戴墨镜的造型有点奇怪，但没多说什么，一脚油门把车汇入了晚高峰前的车流里。上海的马路在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已经开始堵了，我们被夹在两辆公交车中间，慢慢地往前挪，窗外的街景以一种令人焦虑的速度往后退。

我的手机一直在震。各大媒体的采访邀约像雪片一样飞来，有人在微信群里@我，有歌迷在超话里问我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因为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上线。我把手机翻了个面扣在腿上，让那些震动通过牛仔裤的面料传进我的皮肤，一下一下的，像某种催促的、不肯停歇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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