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国走进去，把工具箱放在墙角，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坐下来。

石凳是石头凿的，粗糙，但稳。

杜甫也坐下来，两个人面对面。

“你胖了。”

张卫国说。

“胖了。”杜甫摸了摸自己的脸，

“严武给粮食，一天三顿，能吃饱了。”

“杨氏呢？”

“在屋里，病好了，严武请了医生，吃了两个月药。”

“孩子们呢？”

“上学了，严武给找了个先生。”

张卫国看着这个院子。

不大，但干净。屋子是新盖的，茅草屋顶还泛着黄，窗纸是新糊的，白白的。

院子里种了菜，绿油油的，长势喜人。

“这地方不错。”

张卫国说。

“是不错。”

杜甫看着远处的浣花溪，溪水在夕阳下闪着光，几只白鹭从水面上飞过去，翅膀扇得很慢很慢。

“张叔。”

“嗯。”

“你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吗？”

张卫国没说话。

杜甫看着自己的手。

那双手，老了，皱巴巴的，指甲裂了，但比以前干净了，指甲缝里没有泥了。

“在同谷，我女儿饿死了。”

张卫国的手在膝盖上动了一下。

“五岁，没吃的，饿死的。”

杜甫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

太平静了。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挖了一整天的黄独，什么都没挖到。”

“回到庙里，她就不行了。”

他看着远处的天，天边的云被夕阳烧成了红色。

“她临死前说，梦见吃了一个大饼，里面有糖。”

张卫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手上全是老茧，指甲缝里有木屑。

“子美。”他说。

“嗯。”

“你哭了吗？”

杜甫沉默了很久。

风从浣花溪上吹过来，带着水的腥气。

“没有。”他说，

“哭不出来了。”

张卫国站起来，走到墙角，打开工具箱，从里面拿出刨子和锯子。

“你要干啥？”杜甫问。

“你这里缺张桌子，那张破的，扔了。

我给你做一张。”

杜甫看着他蹲在地上刨木头的背影。

那个背影，和四十年前在洛阳杜府后院修窗户的背影，一模一样。

他站起来，走进屋里，拿出纸和笔。

在院子里铺开纸，蘸了墨。

写诗。

写他这些年的路，写他看见的人，写他死去的女儿，写他活着的儿子，写他站在浣花溪边看夕阳的这个傍晚。

写到一半，停下来。

看着张卫国刨木头。

刨花一卷一卷掉下来，堆在地上，散发着松木的香味。

杜甫低下头，继续写。

写完，他把笔放下，把那张纸拿起来，吹了吹墨，走过去，放在张卫国刚刨好的木板上。

“张叔。”

张卫国抬头。

“这首诗，送给你。”

张卫国看着那张纸。上面密密麻麻的字，他一个都不认识。

但他接过去了。

折好，放进怀里。

贴着胸口，和那三个铜板挨在一起。

“行了。”他说，

“干活。”

刨子推过去，刨花又卷起来了。

沙沙沙。

沙沙沙。

那天晚上，张卫国睡在草堂的偏房里。

床是新做的，松木的，还有一股树汁的味道。

他从怀里摸出那张诗稿，在月光下看。

看不懂，但他看见了几个字，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把诗稿折好，放回去。

闭上眼。

脑子里是杜甫蹲在竹子旁边的样子。

六十岁的人了。

经历那么多事。

女儿饿死了。

自己差点死在山沟里。但蹲在那里，看着浣花溪的水，眼睛里还是有光。

张卫国翻了个身。

这个人，打不死的。

上元二年，秋，成都。

草堂的日子，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安稳时光。

严武隔三差五派人送米送菜，偶尔自己骑马过来，和杜甫喝酒论诗。

两个人坐在浣花溪边，酒是浊酒，菜是几碟咸菜，但喝得高兴。

严武喝多了就骂朝中的奸臣，杜甫喝多了就念自己新写的诗。

张卫国在成都待了两个月，帮杜甫把草堂里里外外修了一遍。

窗户换了新窗纸，门轴上了油，院子里的篱笆重新扎了一遍，连茅草屋顶都添了新草。

“张叔，你这手艺，”

杜甫看着新修的篱笆，

“比成都府的匠人强多了。”

“废话。”

张卫国把锤子别在腰带上，

“干了一辈子了。”

“别走了。”杜甫说，

“就在成都待着，我给你找活干。”

“你连自己都养不活，还给我找活？”

杜甫被噎了一下，摸了摸鼻子，笑了。

但张卫国还是没走。

不是因为他想留，是因为他发现杜甫的身体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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