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难坡的夜风带着黄河特有的潮气，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动了桌上那盏煤油灯的火焰，在墙上投出摇晃的暗影。阎锡山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桌上那幅晋西南的军用地图，上面密密麻麻的红蓝标注已经被他的目光扫过了无数遍。他的手指搁在桌面上，没有点下去，也没有抬起来。

副官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放在桌子一角。“长官，孙楚军长和杨爱源主任到了。”

阎锡山没有抬头，声音干涩地应了一声。“让他们进来。”

副官退出去，片刻后两个人一前一后走进办公室。孙楚走在前面，穿着一身半旧的军装，风纪扣系得严严实实，面容清瘦，颧骨凸起，眼窝深陷。他跟了阎锡山二十多年，从北伐到抗战，从抗战到内战，手里沾过的事不比任何人少。杨爱源跟在他身后，比他矮半个头，脸色发灰，嘴唇没有血色，像是刚熬过一场大病。

两人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腰板挺得笔直，但阎锡山看得出来，孙楚的右手一直搭在膝盖上，指节微微泛白。

“都到齐了。”阎锡山的手指终于落在桌上。“汾河以东的情况你们都知道，我就不再重复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晋西南还能不能守住。孙楚，你的部队目前在什么位置？”

孙楚沉默了一瞬。“报告长官，我部目前已经在汾河以西完成集结，沿河布置了防线，依托各个渡口和交通要点组织防御。但兵力有限，防区拉得太长，有些地段只能放一个连或者一个排，没有纵深。”

“没有纵深？”阎锡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往湿沙地里砸下去的。“你手下的兵呢？我记得你手里还有将近两个师。”

“两个师不假，但真正满编的不多。汾河之战损失了不少，补充上来的新兵还没完成训练，能拉上去打仗的老兵只有一个多团。”

办公室里安静了片刻。阎锡山的目光从孙楚移到杨爱源身上。“杨主任，省政府那边，物资还能撑多久？”

杨爱源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声音沙哑。“粮食库存够三个月，但弹药储备不足。主要是炮弹缺口大，如果连续打上几天，炮兵团就会哑火。”

“三个月。”阎锡山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靠在椅背里，目光落在天花板的方向。“三个月，不够。”

“长官，我有一句话想说。”孙楚的声音沉下来，带着一点犹豫。

“说。”

“仗打到这个份上，我们必须考虑一个方向。如果晋西南也守不住，是要跨过黄河，还是在黄河东岸继续打下去？”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如果中央军不出手，光靠我们自己的兵力，很难在晋西南挡住解放军。胡宗南的部队在晋南，离我们不远，但他按兵不动。如果我们能争取他的配合，让他从南边牵制解放军，我们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阎锡山没有回答。他的手伸向桌上的茶，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胡宗南那边，我去谈。杨主任，你留下来，负责后勤物资的调配和统计。孙楚，你回前线去，把剩下的部队重新整编，能打的一个不能少，不能打的也别勉强。”

孙楚站起来，敬了个礼。“长官，我马上去办。”

“坐下，不着急这一会儿。”阎锡山说。“还有一件事。你们在来的路上，有没有听到什么说法？”

孙楚重新坐下，迟疑了一下。“长官指的是什么？”

“关于我还能在山西待多久的说法。”

孙楚没有立刻回答。他看了杨爱源一眼，杨爱源把目光移开了。

阎锡山看着他们，像是确认了什么似的，收回目光。“行了，你们去吧。”

孙楚和杨爱源站起来，敬了礼，转身走了出去。门在身后关上了。办公室里只剩下阎锡山一个人。

他重新拿起那份关于晋西南防线的报告，翻了翻，又放下了。桌上的煤油灯还在跳着，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第二天下午，阎锡山拨通了胡宗南的专线。线路的杂音很大，像是隔着好几层墙在说话，断断续续的电流声里，胡宗南的声音传过来，带着明显的推脱之意。

“阎长官，晋南这边的情况，我的人已经向南京汇报了，委员长那边正在研究。但不是我不想动，我的部队也有自己的防区要守，调走一部分，剩下的地方就空了。委员长那边要是怪罪下来，我也担不起。”

阎锡山握着话筒，声音很平。“胡长官，如果晋西南丢了，你晋南的侧翼也会暴露。到那时候，你的部队也未必能守住现在的防线。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阎长官说得对，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事。我们等南京的指示，等消息到了再说，好不好？”

“好。那我等你的消息。”

挂了电话，阎锡山把话筒放回座机上，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开始起草给南京的电报。措辞改了两遍，前一遍太软，后一遍太急，第三遍才敲定用词——既是求援，也是提醒：“晋绥军虽已尽力，但装备差距悬殊。若中央军不能及时增援，晋西南恐难保全。晋西南若失，晋南侧翼将暴露于解放军兵锋之下，届时整个西北战场将面临连锁崩溃。恳请委员长速令胡宗南部渡河北上，与我部会合，共御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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