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春天，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默姿态降临北京。

若非必要，几乎没有人出门。

长安街空得可以听见风从东单吹到西单的漫长回响，王府井的橱窗还亮着，却没了驻足的人影。

公交车上三三两两的乘客隔着几个座位，各自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双警惕的、不安的眼睛。

每天早晚，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会背着喷雾器走过每一条街道，白色的雾气从喷头涌出，落在紧闭的店铺门板上，落在无人经过的人行道上，落在那些刚刚抽出新芽却无人欣赏的梧桐枝头。

非典来了。

这座一千三百万人的城市，像被按下了静音键。

观澜大厦依然矗立在东三环边，玻璃幕墙反射着同样寂静的天光。

大堂门口新添了红外测温仪，保安戴上了N95口罩，电梯里贴着“已消毒”的告示，日期每天更新，字迹工整。

公司大半员工开始居家办公。

许工回了山东老家，老张带着财务团队远程处理账目，小周每天在线上传项目进度表，文件从二十层传到十九层，从十九层传到各个居家办公的电脑屏幕上，数据流穿过空荡荡的走廊，像一场无人见证的迁徙。

林观潮没有走。

从三月下旬疫情爆发开始，她就一直住在办公室。

不是没劝过。

许工打电话来，说林总您还是回家吧，大厦每天那么多人进出，不安全。

老张说远程办公系统已经调试好了，所有文件都能在线处理，您没必要冒这个险。

小周欲言又止了半天，最后只憋出一句“林总您注意身体”。

她都只是说：“知道了。”

然后继续坐在那张红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接电话，开视频会议，处理那些不会因为疫情而暂停的、永远处理不完的事务。

陈万驰也没有走。

他把铺盖搬到了自己办公室。

十九层东侧，那间他待了六年的房间，沙发太短，他个子高，每天夜里蜷着睡，第二天起来腰酸背痛。

他从不抱怨，只是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出现在二十层西侧的门口，敲门，三下。

“早饭。”他把保温袋放在她桌上。

有时候是粥，有时候是馄饨，有时候是他留的包子。

她吃的时候他就站在窗边，背对着她，看楼下那些说。树已经绿了，三月底的春风拂过枝头，那些嫩生生的叶子轻轻摇晃。

“你吃了没有？”她问。

“吃了。”他说。

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没有。

四月初，倒春寒。

北京下了那年春天的第一场雨。雨不大，细细密密，却带着刺骨的寒意，像冬天赖着不肯走。

林观潮是在那天傍晚开始发烧的。

起初只是觉得冷。

她把办公室的空调调到三十度，裹着羊绒披肩，还是止不住地发抖。

陈万驰进来送文件时，看见她脸色不对，不是平时熬夜后的苍白，是那种透着不正常红晕的白。

他伸手探她的额头。

手背贴上去的那一瞬，他整个人僵住了。

烫。不是一般发烧的烫，是那种烫得他心猛地沉下去的烫。

“多少度？”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三十七度八。”她说，“刚量过。”

他看着那支被她放在桌角的水银体温计，没有说话。

三十七度八。在非典肆虐的北京，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她不可能不知道。

“去医院。”他说。不是建议，不是商量。

“不去。”她把手里的文件翻过一页，“普通感冒，休息一晚就好。”

“观潮。”

“万驰。”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因为发烧而格外明亮，眼尾泛着不正常的红，但声音依然那样平稳，“现在去医院，第一要被隔离观察；第二占用医疗资源；第三，你让满大厦的人怎么想？”

他站在那里，看着她。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对。他反驳不了。

但他知道她在发抖。那件羊绒披肩紧紧裹在身上，她的手指握着笔，指尖却在轻轻颤抖。她只是不肯让他看出来。

他转身走了出去。

五分钟后，他回来，手里端着一杯热水，一盒退烧药。

“把药吃了。”他把水杯放在她手边。

她看了他一眼。

他没有看她。

她低下头，掰开铝塑板，取出一粒白色药片，就着热水吞下去。

那天晚上，她没有回自己那边。

他也没有回十九层。

她把办公室的长沙发拉开，铺上一床从家里带来的薄被，躺下去，闭上眼睛。

他把自己的铺盖搬过来，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铺开，枕着自己的手臂，仰面看着天花板。

灯关了。

办公室里只有窗外透进来的、远处工地探照灯微弱的光。

很久很久。

“万驰。”她在黑暗里轻声开口。

“嗯。”

“你回去睡。”

他没有说话。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