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务局子弟中学有四十个孩子等着上数学课，那些矿工的孩子每天早上从家属院跑出来，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他们需要数学老师。

她走之前程建国在河滩上指给她看那片荒坡，他说要种苹果树。

她已经算好了五年挂果、三年追肥。她是那个矿区的数学老师，她就是那些孩子的数学老师。

郭主任沉默了一会儿。他把秀兰的成绩单拿起来看了看，又看了看她这个人。

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毕业生分配意向表，在工作单位一栏写了几个字，盖上人事处的章，签了字。

他把表格转过来给秀兰看。

上面写的是矿务局子弟中学。他说系主任批这个表的时候心里很不舍得，但一个数学老师知道自己在哪儿最有用，他也不能拦。

秀兰被分配到矿务局子弟中学教数学。

毕业那天周老师送她一支钢笔。

他把钢笔从自己胸口的衣袋里抽出来，笔帽上有一道浅浅的磨痕，是他用了好几年在口袋里和眼镜布蹭出来的。

他说这支笔用了很久，写过两本讲义，现在给她。

秀兰接过钢笔握在手里，笔杆还是温热的，被他的体温焐了好几年。

她说矿上有黑板报等着她写，钢笔她留着写教案。

秀兰坐上回煤城的长途汽车，藤条箱子搁在头顶的行李架上。

汽车发动以后她靠着窗户看外面的田野。

火车道从田野中间穿过，远处有矿区特有的矸石山，灰扑扑地堆在平原上。

一辆运煤的火车正在往那个方向去，煤块在车斗里颠得哐当哐当地响。

她看着车窗外越来越熟悉的土黄色路面和路边那条引水渠。

三年前她坐着同一班车从矿区去省城，怀里揣着录取通知书和程建国塞进她书包里的那罐麦乳精。

现在她回来了。

长途汽车站还是老样子。

候车室门口那盏白炽灯在傍晚的天光里还没有亮。

秀兰拎着藤条箱子走下车，箱角磕在车门框上，和走的时候一样响了一下。

站台上站着三个身影。

程建国拄着拐杖站在最前面。

他没穿那件旧军大衣，换了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领口露出白衬衫的边。

孙爱莲站在他旁边，手里拎着一个布包袱。

程大柱的吉普车停在路边，排气管还在突突地冒着尾烟。

程建国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瘦高的个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

头发全白了，眉毛也白了。

脸上有很深的皱纹，从眼角拉到下巴，法令纹在脸颊两侧刻了两道弧线。

脸上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褐色，颧骨上有一小块冻疮留下的疤。

他手里拄着一根竹棍，竹棍底部劈了一道缝，拿铁丝缠了好几圈。

他的背有一点驼，站在那里的时候肩膀往左边微微斜着。

但眼睛没变。

秀兰七岁的时候看那双眼睛什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

何文远走到女儿面前。他把竹棍夹在胳肢窝底下，伸出两只手放在秀兰头顶拍了拍。

手掌上全是干农活磨出来的茧子，拍在头发上沙沙地响。

「秀兰。爹回来了。」

暑假前，系里公布了留校名额的候选名单。

布告栏上贴了一张红纸，毛笔字写得工工整整。

全年级推了五个人，最后留一个。秀兰的名字在第四行。

她站在布告栏前面看完了整张名单，把搪瓷缸子换了一只手端着。

刘小梅在旁边踮着脚看了半天，拍了她的肩膀一下，说稳了。

秀兰没有接话，她把名单上排在她前面的那个名字又看了一遍。

那个人叫邱长林，是隔壁班的男生，本省省城人。

成绩很好，尤其是应用数学那一块，去年校内选拔赛拿了第三。

周老师私底下跟秀兰说过，她目前在系主任那边的排位是第二。

邱长林排第一。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如他，是因为省城留校政策对本地户口有倾斜。

邱长林是省城本地人，家里的户口本上盖着城关街道的红戳。

她是从矿区考过来的，户口落在煤城矿务局家属院，是外人。

周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把门关上了。

他桌上摊着系里分配的留校名额审批表，油印的，边角还沾着油墨味。

他的手指头在邱长林的名字上点了一下，又在她名字上点了一下。

系主任跟他说了，今年竞争很激烈，候选的五个人里有一个男生成绩拔尖，又是本地户口，留校政策明着写了优先本地生源。

但秀兰的竞赛成绩和两年总评也不差，系里还没有最后拍板。

周老师说这个暑假很关键，教研室需要一个学生帮忙整理讲义和历年试卷，问她愿不愿意留下来。

秀兰说好。

暑假她没回家。

宿舍楼空了，八张床铺上只剩她一个人。

刘小梅走的时候把枕头翻了个面，说回来给她带自家晒的红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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