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誉站在办公楼门口，望着远处那条笔直的公路，站了好一会儿。秋风吹过来，带着车间里玻璃熔炉的热气和院子里梧桐树叶的清香，混在一起，成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烟雾在风中迅速飘散，像是什么都没有留下。

一千多斤野猪肉。

四头大野猪。

段誉摇了摇头，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这个武逍遥，每次见面都能给人惊喜。上次是野猪肉，上上次是面包蛋挞，这次更厉害，直接要在县里开罐头厂，两条生产线，从苏联弄来的设备，光是玻璃瓶就要十万个。

十万个啊。

段誉又吸了一口烟，眯着眼睛看着远处的天空。天很蓝，云很白，秋天的阳光暖洋洋地洒在身上，说不出的舒服。

这个平安县，好像越来越有盼头了。

他掐灭烟头，转身走回了办公楼。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

楼上，办公室的门还开着，窗台上的文竹在午后的阳光下绿得发亮。段誉走进去，在椅子上坐下，端起搪瓷缸子，里面的水已经凉了。他也不在乎，咕咚咕咚喝了两口，放下杯子，拿起桌上那份合同，又看了一遍。

鲜红的公章，工整的字迹，还有武逍遥签下的那个名字。

十万个玻璃瓶。

段誉把合同锁进抽屉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工人们在食堂窗口前排队的场景，每人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盆，盆里盛着红烧野猪肉，肥的流油，瘦的喷香，配着白米饭，大口大口地吃着，脸上全是满足的笑容。

他忍不住笑出了声。

窗外，梧桐树的叶子还在落，一片接一片，打着旋儿，落在地上，落在墙头，落在远处。

这个秋天，好像格外有盼头。

刘强军几乎是跑着离开厂长办公室的。他手里攥着段誉亲笔写的条子，白纸黑字，下面盖着鲜红的公章，那红印在阳光下亮得晃眼。条子上写着——财务科：请即付武逍遥同志野猪款肆仟圆整。下面签着段誉的名字，一笔一划，端端正正，像是刻上去的。

财务科在办公楼一层，走廊尽头。门开着，里面传来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声响，夹杂着翻动账册的沙沙声。刘强军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去，额头上都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把条子往财务科长的桌上一拍，喘着气说：“老吴，段厂长的条子，急用，快取钱。”

财务科长吴德厚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会计，戴着老花镜，头发花白，手指上套着两个铜算盘箍，那箍子磨得锃亮，一看就是用了大半辈子的老物件。他放下手里的账册，拿起条子，戴上老花镜看了两遍，又摘下眼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又看了一遍，确认公章、签字都没问题，这才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钥匙，走到保险柜前。

保险柜是那种老式的铁疙瘩，漆面斑驳，边角磨得发白，上面印着“上海永固”四个字。吴德厚蹲下身子，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好几圈，“咔嗒”一声，厚重的铁门打开了。他从里面取出一沓崭新的钞票，十元一张的“大团结”，票面硬挺，墨香犹存，像是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他数了四遍，每数一遍都停顿一下，像是在确认什么。手指翻飞间，“大团结”发出清脆的声响，在安静的财务室里格外清晰。然后他把那沓钱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好口，双手递给刘强军。

“四千块，你数数。”吴德厚的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做了几十年这个动作，早就麻木了。

刘强军接过信封，也没有数，直接揣进了怀里，拍了拍，那信封鼓鼓囊囊的，贴在胸口，像是揣着一块烧红的烙铁。他转身就往外走，走了两步又回头，问了一句：“老吴，卡车的油加满了没有？”

吴德厚已经坐回了椅子上，重新戴上老花镜，拿起账册，头也不抬地说：“早加满了，就等着你出发了。”

刘强军冲出办公楼，直奔停车场。停车场在厂区的东边，是一片铺着碎石的空地，停着几辆卡车和吉普车。他要开的那辆解放牌卡车已经发动了，引擎的轰鸣声在空旷的场地上回荡，排气管突突地冒着黑烟。驾驶室里坐着两个穿制服的年轻人，腰板挺得笔直，目光警觉，一看就是保卫科的。

“刘科长！”两人看到他过来，连忙跳下车，敬了个礼。

刘强军摆了摆手，拉开车门，跳上副驾驶，大手一挥：“走！去招待所！”

卡车轰鸣着驶出玻璃厂的大门。门卫老赵早就把铁栅栏门推开了，站在门口，笑眯眯地冲他们挥手。

车子穿过县城的主街，拐上了通往招待所的路。路两边的杨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在风中哗啦啦地响，偶尔有几片飘落下来，落在车顶上，又被风吹走了。刘强军靠在座椅上，手伸进怀里，摸了摸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四千块钱，一分不少。他的嘴角不自觉地翘了起来，脑海里浮现出那四头大野猪的样子——三四百斤一头，毛色油亮，獠牙又长又弯，在山林里横冲直撞，没人敢惹。可到了武逍遥手里，那就是一锅锅红烧肉，一块块香喷喷的野猪肉，能让厂里一千多号工人吃上好几顿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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