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得太快。

快到来不及反应，医院走廊里的暖气还没撤，窗外的玉兰就已经开了一树，白得刺眼。

文鸳坐在ICU门外的塑料椅上，已经坐了七十二小时。

她的手机屏幕碎了一个角，是第一天晚上不知道磕在哪里留下的，裂纹从右下方蔓延上来，像一棵枯树，她没有换，就这样用着，每隔二十分钟就解锁一次，看看有没有护士传消息出来。

没有。

一次又一次，没有。

走廊里的荧光灯有一盏闪个不停，嗡嗡的，像坏掉的收音机，文鸳盯着那盏灯看，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又好像什么都有，乱糟糟的，挤成一团，拆不开。

怀瑾端着咖啡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把杯子放在她膝盖上。

“喝一口。”

文鸳没动。

“妈。”

她还是没动。

怀瑾低下头，看着自己手心，喉结动了一下，把话咽回去。他不是不想说什么，是说什么都没用，他比谁都清楚。这三天他说了多少话，劝了多少次，换来的是同一张脸，同一双眼睛，干涩的像两粒风干的石子。

文鸳不是不会哭。

她只是暂时忘记了。

第三天深夜，两点十七分，主治医生从ICU里走出来，脱下口罩，捏在手里。

他是个头发有点稀疏的中年男人，姓沈，眉心有一道竖纹，三天没见消过，他走到文鸳面前，站定，开口之前先看了怀瑾一眼。

怀瑾立刻站起来。

“沈医生——”

“情况不容乐观。”沈医生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清单，“感染指标还没有下降，两个脏器出现了应激性损伤。我们已经在用最强的方案，但……”他停了停，“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

怀瑾手里那杯咖啡扣在地上，咣当一声。

滚烫的液体溅在裤腿上，他没反应。

文鸳坐在那里，听完，没说话，站起来。

就这么站起来，走到ICU的玻璃窗前，两手垂在身侧，看进去。

里面的曾砚辞瘦得令人心慌，身上的管子一根接一根，监护仪的线扯来扯去，像谁把他拆了重装，装得七零八落。他闭着眼，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但胸口还在起伏，还在，一下，一下，还在。

文鸳把手贴在玻璃上。

冷的。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声音细得像针，扎进夜里，找不到方向。

“你要是敢走，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怀瑾站在她身后三步远，听见了，没动。

他低下头，闭上眼。

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烫，他不让它出来，用力咬住后槽牙，咬到腮帮子都酸。

他想，爸，你给我撑住。

他不敢说出口，怕说出来就成真，怕说出来又不成真，所以就憋在喉咙里，憋成一块石头，压着。

沈医生走之前留了一句话：“今晚是关键。”

今晚是关键。

就这五个字，把整条走廊压成了一片沼泽。

文鸳重新坐回椅子上，姿势和之前一模一样，背脊挺直，手放膝盖，眼睛看着ICU的门。

但怀瑾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她的手指在微微颤。

不是抖，是颤。细小的，克制过的，从指尖传上来，到第二个关节，停住，再传下去，再停，像在弹一首没有声音的曲子。

他没有说破。

他在母亲旁边坐下，这次没有端咖啡，没有开口劝，只是坐着。肩膀挨着她的肩膀，一点点重量，轻得不像回事，又好像很重要。

文鸳没有推开他。

走廊里的荧光灯还在闪，嗡嗡的。

时间在那种嗡嗡声里一点一点往前挪，挪得像爬，像走不动，又像在偷偷加速，快到让人抓不住。

凌晨四点多，文鸳突然开口。

“怀瑜那时候……”她没看怀瑾，看着前方，“第一次出事，他也是在ICU。”

怀瑾僵了一下。

“我当时不在。”文鸳声音很平，“在外地出差。接到电话，赶回来，他已经出来了，坐在走廊里喝水，跟我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她顿了顿。

“我骂了他一顿，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怀瑾没说话。

“他说……”文鸳停了很长时间，“他说，告诉你，你还不是要担心。担心了也没用，不如少担心几个小时。”

夜里的走廊很安静，远处有个护士推着车经过，轮子轧过地砖的声音传过来，又消失。

“结果……”文鸳没说完。

结果这次，她没有出差。她在。她坐满了七十二个小时，少担心了个鬼。

怀瑾忽然觉得鼻腔里很酸，他把脸偏向另一边，用手背蹭了一下眼睛，假装是在揉。

文鸳的指尖还在颤。

但她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稳，稳到像一堵砌死的墙。

“他不能走。”

不是祈求，不是请求，是陈述，是论断，是某种近乎蛮不讲理的确信。

“他还有事没做完。那份报告、那篇文章、那些……那些还没找到路的人。”她轻轻吸了口气，“他不能走，他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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