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在证物匣里躺了五天。

不是忘了。

是狄仁杰特意让它躺的。

他说，刚抓来的人，身上还带着夜里的寒气。

证据也是。

放一放，等它自己静下来，再看，看得更清。

第五天夜里，他点了灯，把信取了出来。

信纸是上好的宣纸，折了三折。

纸面上有几处水渍，是抓人的时候蹭的。

最后一页没有写完。

半行字，笔尖停在一个没写完的字上。

墨，早已干透了。

狄仁杰把纸摊平，一字一字地看下去。

高阳，我对不起你。

这封信，我写了又撕，撕了又写。

如今不能再撕了。

你总说我不类其父。

你说得对。

我不像父亲。

可我不是没想过，替房家把脸面挣回来。

贞观二十一年，有个人找到我。

他给了我一笔钱，还有一份名单。

他说，只要按名单上的人去结交，去照拂，房家就能重新争回圣眷。

我信了。

那是父亲还在世的最后一年。

我想做成一件事，让他看看。

后来我才知道，那笔钱不干净。

那份名单，也不干净。

我越想抽身，越抽不出来。

他们攥着我的把柄，像攥着一根绳子。

绳子那头，是什么，我看不清。

我怕了。

高阳，

我真的怕了。

二月初二，他们就要动手。

我拦不住。也不想拦了。

若我活不过那天，你拿着这封信，去找……

信，就断在这里。

狄仁杰把这半行字看了很久。

写信的人，写到“找”字，笔停住了。

不知道是没想好找谁，还是不敢写下去。

从“找”字到那团涂抹，只隔了一指宽。

这一指宽，是一个人在深渊边上，最后的一点犹豫。

狄仁杰放下信，在值房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更声，一下一下地敲过去。

他把信重新拿起来，翻到最后一页，对着灯，把纸背凑近了看。

他看的是那最后一行字下面的空白处。

那里有一团涂抹。

涂得极重，墨迹洇成黑黑的一块，像有人用指腹，把那几个字，一下一下地碾进了纸里。

可字是擦不掉的。

写字的人，笔尖会吃进纸里。

笔画划过的凹痕，再过十年，也还在。

狄仁杰把灯芯拨亮，眯着眼，一点一点地看那团涂抹。

他把纸侧过来，让光斜着打上去。

凹痕在光里，浮了起来。

第一个字，他认出来了。

赵。

他后颈的汗毛，一根一根地立了起来。

他想起杜荷跟他说过的事。

五年前，汉王李元昌的旧邸里，也搜出过一封信。

那封信的署名，也是一个字。

赵。

狄仁杰没有再往下看。

他把信原样折好，放回证物匣，锁上。

然后他出了大理寺，上了马。

公主府的槐树，已经抽了新芽。

杜荷在树下等他。这一次，连茶都没来得及摆。

“信里写了什么？”杜荷问。

狄仁杰把信的内容，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说到最后，他停了一下。

“信末，有一处涂抹。”

他说，“涂掉的是一个称呼。我把纸对着灯，看了纸背的划痕。”

“看出来了？”

“看出了一个字。”狄仁杰说，“赵。”

杜荷的手，在石桌上，慢慢握紧了。

“赵。”他重复了一遍。

五年前，李元昌旧邸。

那封写给郑玄应的信，署名一个“赵”字。

那件事，最后查到了赵国公头上。

先帝没有动他，只给了他一句话。

杜荷这辈子都记得。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狄仁杰问。

杜荷没有立刻回答。

他站起身，走到槐树底下。

月光从新叶的缝隙里漏下来，一地碎银子似的。

“可能是。”他说，“也可能不是。”

“怎么说？”

“铜符的旧案，满长安都知道。那个‘赵’字，是赵国公洗不掉的一页。”

杜荷说，“现在，又有人用‘赵’字，写在这封信的末尾。怀英，你想想。若你真是那个幕后的人，你会把自己的姓，写进信里，再涂掉吗？”

“不会。”狄仁杰说，“涂得再干净，也还是留了痕。”

“所以有两种可能。”杜荷说，“第一，写信的人是房遗爱。他写的就是赵国公。房遗爱没什么心计，想什么写什么，写完又怕，才涂了。第二，有人就是要让这封信，替赵国公留一个‘赵’字。”

“栽赃？”

“也许是栽赃。”杜荷说，“也许是有人，想让这盘棋的最后一步，把赵国公也吃进去。”

狄仁杰沉默了。

“还有一个细节，你注意到没有。”

杜荷说，“房遗爱说，那人是贞观二十一年找到他的。”

“贞观二十一年。”狄仁杰重复了一遍，“六年前。”

“六年前。”杜荷说，“那时候，先帝还在。房玄龄也还在。那人给了钱，给了名单，让房遗爱去结交照拂。那时候的名单，不是用来造反的。是用来铺路的。

等到新皇登基，旧人失势，这条路，才掉转了方向，通向了今天。怀英，你想想，什么样的人，能在六年前，就把一条线，埋得这么深？”

狄仁杰没有回答。

夜风穿过庭院，把两个人都吹得有些发冷。

“这封信的事，还有谁知道？”杜荷问。

“只有我。”狄仁杰说，“验信的时候，我屏退了所有人。”

“好。”杜荷说，“这封信，先锁进匣子里。那个‘赵’字，一个字都传不出去。一个涂掉的字，定不了任何人的罪。可它能要很多人的命。”

第二天，杜荷进了宫。

他把信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李治。

暖阁里很静。

李治听完，很久没有说话。

“舅舅。”李治说。只有两个字。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水上。

“陛下。”杜荷说，“臣不能凭一个涂掉的字，指认任何人。”

“朕知道。”李治说，“朕也不是要指认。朕只是想不明白。若真是舅舅，他图什么？他已经是赵国公，顾命首辅。他站在长安城最高的地方。他为什么要往火里，添这一把柴？”

“臣也想不明白。”

杜荷说，“所以臣才说，也可能是有人，借‘赵’字，栽到赵国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