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司机说得轻描淡写，几句话便轻飘飘道尽了一个顶尖工程师的命运转折。

在当时，这可不是瓦列里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当年整个联盟科研界挥之不去的通病。

那位热衷于推广玉米种植的人执政后期，外行指导内行早已从农业蔓延到了各个科研领域，行政权力粗暴干预技术路线，本该靠数据说话的工程问题，屡屡被上升为立场问题。

生物领域里，李森科靠着政治支持推行伪科学理论，将正统遗传学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上千名生物学家被撤职、流放，实验室被关停，整个学科倒退数十年。

军工领域更是重灾区，苏穗宗笃信“导弹万能论”，强行砍掉大量传统装备研发项目，连远程预警雷达、反导系统这类战略工程，也任由行政官员随意修改指标。

为了迎合“快速出成果”的政治要求，压缩测试周期、削减安全冗余、强行提升功率都是家常便饭，但凡有负责人敢站出来反对，轻则项目被砍、经费被停，重则扣上帽子撤职下放。

瓦列里便是栽在了这里。

他坚持巨型雷达必须保留完整的双循环冷却系统，不肯为了政绩牺牲安全性，最终触怒了莫斯科来的专员，落得个发配西伯利亚的下场。

当然，比起苏慈祖时期的大清洗，此刻的境况终究还是好了一些。

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NKVD对技术专家动辄逮捕、处决，仅军工领域就有近万名工程师因“破坏生产”“间谍罪”被枪毙，科研人员朝不保夕，早上出门上班，晚上能不能回家全凭运气。

到了苏穗宗时期，意识形态的审查依旧严苛，派系斗争也从未停止，但单纯的技术路线分歧，大多不会直接判死刑，顶多是撤职、下放、送劳改营，好歹能留一条命。

说是留命，可暴雪天扔在敞漏的煤水车里，不给吃不给穿，跟慢慢冻死有什么区别？

不过是换了个体面点的死法罢了，不直接开枪，不代表不杀人。

木兰站在旁边想着，心里忍不住冷笑。

但也正因瓦列里只是“路线不合”的技术犯，不是定了死罪的政治犯，木兰才有可能把人从这滩浑水里捞出来。

真要是苏慈祖时期那种钦定的死刑犯，就算有十个“高官亲眷”的身份贴在脑门上，木兰也不敢轻易伸手。

火车司机磕磕绊绊地把瓦列里的身份说完，调度室里安静了那么一瞬。连留声机里的唱片都恰好在这时转到了尽头，唱针在空白的尾槽上沙沙地摩擦着。

吱……吱……吱……

单调的噪音在酒精和雪茄烟雾混合的空气里来回弹跳，像是在给这场谈话画上一个尴尬的逗号。

下一秒，一只还盛着半缸红色酒液的搪瓷缸狠狠扫过去，直接把那台老留声机撞翻在地。

从转盘上飞出去，磕在桌角又弹到地面，裂成了两半。

军官收回手，骂骂咧咧地嘟囔了一句脏话，揉了揉突突直跳的太阳穴。

毛子军官有点烦。

他烦的不是那个叫瓦列里的家伙快冻死了——一个被撤职查办的技术犯，死在煤车里和死在劳改营里，对他这种边境小站的军官来说没什么区别。

大不了回头报个“暴风雪意外身亡”，内务部也不会深究。

他烦的是那位站在调度室正中央、正拿一双看不出喜怒的眼睛盯着他的女人。

大人物身边随从找上门来，到底是几个意思？

是要我放人？

那她直接开口不就行了，凭她手里那张行政令，放个把人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还是说……

她想要那家伙死？

自己不开口，等着我替她动手？

这帮亚美尼亚人的心思怎么比哈萨克斯坦的暴风雪还难琢磨。

没办法，普通老毛子都是一根肠子通到底，木兰这种带着汉语言特有的留白意境的话术，实在是让这名驻防军官摸不着半点头脑。

他在这草原小站待了快十年，打交道的都是直来直去的大兵和牧民，哪里应付过这种话里有话的场面。越想越乱，酒意都跟着涌上来，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他抓了抓后脑勺，手放下来的时候顺便横了旁边的高个子士兵一眼。那意思很明白：你脑子转得快，你说。

高个子士兵也愣了一瞬。说实话，他也没完全摸透。

他倒不是不识趣，而是他多年跟中亚各族打交道的经历里，习惯了那种直来直去的表达方式，要什么就开口，恨谁就掏刀子。

他站在旁边，琢磨着刚才这两方人马的反应。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看，他是真摸不准这女人说“快冻死了”的时候，究竟是想救人的急，还是在责备他们办事不力、没把人早点弄死。

想了半天，他也不想了。

管她什么意图呢，顺着她的心意不就是了。

她说快冻死了，那就是你们冻着人家不对。把人弄出来，她要救就让她救，她要杀就让她杀，反正人交到她手里，后面出了什么事跟他们就没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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