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如今我坐在欧利蒂斯庄园的书房里，窗外是伦敦十一月的阴冷天色，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却怎么也驱不散骨子里的那股寒意。

桌上摊着金雀花赌坊事件后的重建清单，墨迹未干，数字密密麻麻，像一群蚂蚁爬过纸面。

我盯着那些数字看了很久，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不是因为累。

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个人，或者说，想起了两个人。

赛缪尔。

格温娜维尔。

我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天花板上的雕花在烛光中投下复杂的阴影，像一张蛛网。

而我被困在网中央，动弹不得。

那都是五年前的事了。

……

我第一次见到格温娜维尔，是在芝加哥一个下着雨的夜晚。

说是“见到”不太准确。

准确地说，是我正被三个混混堵在一条暗巷里，而她从巷口路过，停下脚步，看了两秒，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

“你们三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孩子？”

她的声音不大，带着一种慵懒的嘲讽，像是在看一出无聊的戏。

那三个混混转过头去，我也趁机看清了她的样子——

金棕色的卷发被雨打湿了，贴在脸颊上，深褐色的狐狸眼在昏暗的路灯下闪着锐利的光。

她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大衣，手里撑着一把伞，看起来像是刚从某个体面地方出来，又像是随时准备冲进什么不体面的地方。

混混们笑了。

领头的那个——一个满脸横肉的大块头——朝她走了两步：“小姐，这不管你的事。滚远点。”

她没滚。

她甚至没动。

“我数三下，”她说，声音依然不大，却带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平静，“你们不走，我就报警。芝加哥的警察最近很闲，你们应该知道。”

“你——”

“一。”

领头的那人愣了一下。

“二。”

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巷子里的我，似乎在权衡什么。

“三。”

“走！”他啐了一口，带着另外两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雨还在下。

她撑着伞走过来，低头看着我。

我靠在墙上，浑身湿透，膝盖磨破了皮，右手的指节上沾着血——

当然，不是我的，是刚才那个被我揍了一拳的混混的。

她打量了我一会儿，那双狐狸眼里带着一种审视的锐利，像是在看一件不太确定的商品。

“你多大？”她问。

“十七。”我说。

“十七？”她挑了挑眉，“从哪儿来的？”

“英国。”

“英国。”她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一个十七岁的英国小孩，跑到芝加哥这种地方，在雨夜里被三个混混堵在巷子里。”她顿了顿，“你是来送死的，还是来找死的？”

我没有回答。

她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做了一个我没想到的举动——她把伞递给我。

“拿着。”

我愣了一下，接过伞。

她转过身，朝巷口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我。

“跟上。你这样子，今晚不知道死在哪条沟里。”

我应该拒绝的。

十七岁的奥菲·德罗斯虽然落魄，但骨子里还残留着那种莫名其妙的自尊。

我应该把伞还给她，说一句“不用”，然后转身走进雨里，继续我这场荒唐的、毫无目的的旅行。

但我的腿不听使唤。

我跟上去了。

……

她叫格温娜维尔。

这是她在我跟着她走了三条街之后告诉我的。

我们穿过雨夜中泥泞的街道，经过一家还在营业的酒馆，几个醉汉在门口骂骂咧咧，她连看都没看一眼。

最后她在一栋灰色的公寓楼前停下，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三楼。”她说，先进去了。

我跟在她后面，爬了三级楼梯，走廊里弥漫着煤油灯和旧地毯的味道。

她打开一扇门，侧身让我进去。

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整齐。

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塞满了书和文件。

墙角的衣架上挂着几件体面的外套，旁边是一个小型的电报机，桌上摆着几个文件夹和一盏台灯。窗台上有一盆快要枯死的植物。

“坐。”她指了指椅子，自己走到另一侧坐下，开始拧干头发上的水。

我坐下来，打量着这个房间。

电报机，文件夹，书架上那些关于法律、商业和……

心理学的书。

一个年轻的独居女人，做夜班接线员的工作，房间里却摆着这些东西。

“你看够了没有？”她突然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收回目光，看向她。

“谢谢。”我说。

她挑了挑眉，似乎没想到我会说这两个字。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在我的衣服上停了一下——那是在伦敦定制的，虽然此刻湿透了，但料子和剪裁都骗不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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