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光在想，这个女人是谁？是徐老师的老婆？还是他亲戚？他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她是来帮他解围的，是他在钢丝上走的时候，下面帮他撑着网的人。不管她是谁，她来了，他的棋就活了一子。

走到小卖部门口，周小光掏出钥匙，打开门。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圈，锁舌弹出来，“咔哒”一声，清脆脆的。他推开门，门轴吱呀一声响，像有人在叹气。店里灯没开，光线有点暗，窗帘没拉开，阳光从窗户缝里漏进来，一条一条的，照在地上，像斑马线。

货架上的东西码得整整齐齐的，烟架上摆着红塔山、阿诗玛、石林，烟盒子挨着烟盒子，边角对齐，像排队一样。酒架上摆着青岛、五星、二锅头，酒瓶子擦得干干净净的，标签朝外，瓶盖朝上。冰柜里的矿泉水码得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像列队的兵。

方便面摞得老高，从地面一直摞到柜台，一箱一箱的，码得像堵墙。柜台后面，周江湖趴在桌上，脸贴着桌面，脸是白的，不是正常的那种白，是惨白，像纸一样，白得发灰。额头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的，亮晶晶的，顺着脸颊往下淌，淌到下巴上，滴在桌面上，洇湿了一小片。

他一只手捂着肚子，捂着胃的地方，手指头蜷着，攥着衣服，衣服被他攥得皱巴巴的。另一只手撑着桌沿，手指头用力，指节发白，指甲盖发紫。他看见周小光进来，勉强挤出一个笑，嘴角往上扯，扯了两下，扯出一个不像笑的笑，比哭还难看。

“老三，你可来了。我肚子疼得不行了，跑了好几趟厕所了，腿都软了，走路直打晃，跟踩在棉花上似的。”他撑着桌子站起来，身子晃了两下，像一棵被风吹歪的树，赶紧扶住墙，墙上的白灰蹭了他一手。他瞥了一眼周小光身后的中年妇女，又看了一眼周小光，想问是谁，嘴张了张，又闭上了。

他没问，捂着肚子，弯着腰，一步一步地往外挪，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老三，你盯着点，我去趟厕所，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弯着腰，捂着肚子，像一只煮熟的虾，缩着身子，走了。

周小光转过身，看着中年妇女。他的腰挺得直直的，两只手垂在腿边，手指头微微并拢，脸上没什么表情，跟他在教室里坐着的时候一个样，不笑，不皱眉，不急，不慌。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像是在念一份合同，一字一句的，不紧不慢。

“阿姨，这就是我们家的小卖部。每天早上八点半开门，晚上八点半关门。中午你就在这儿吃，饭钱从营业额里出，吃多少算多少，不扣你工资。一个月七百块钱，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也没关系。”说完，他站在那儿，等着她回答。

中年妇女在店里转了一圈，动作不快不慢，走一步看一步。她把货架上的东西看了一遍，从东头看到西头，从西头又看回东头，用手摸了摸烟盒子，把歪了的摆正，把倒了的扶起来。

她把柜台上的烟看了一遍，用手指头拨了拨价签，价签翘起来了，她按了按，按平了。她把冰柜里的水看了一遍，弯腰看了看冰柜底下的存货，又直起身，把冰柜盖子盖好。她又走到门口，站在门槛上，看着国道上的车流，看了一会儿，转过身，看着周小光。

她脸上露出笑容，那笑不是客气的笑，不是应付的笑，是真心的笑，嘴角往上翘，眼睛弯成月牙，眼角的鱼尾纹都挤出来了。“我在商场站了十几年柜台，这些活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卖烟卖酒，收钱找零，比在商场卖衣服还简单，卖衣服还得帮人挑款式、试大小，这个不用，要啥给啥，给钱找钱，就行了。”

“行，这活我干了。”她说着，把布兜放在柜台后面，布兜靠在墙根，稳稳当当的。她走到货架前面，把几瓶摆歪的酒瓶扶正了，酒瓶底下的灰擦干净了，把几包放斜的烟摆整齐了，烟盒子的边角对齐了，把柜台上的价签换了换，价签上的字模糊了，她拿圆珠笔重新描了一遍，描得清清楚楚的。动作利索，不慌不忙，像是在自己家里干活一样，顺手，顺心。

当天晚上，她就上班了。天慢慢黑下来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路面上，把整条国道照得朦朦胧胧的，像是蒙了一层薄纱。车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红的、白的、黄的，像一串串珠子，在夜色里穿梭，嗖嗖的。中年妇女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块抹布，在擦玻璃，玻璃被她擦得透亮，反着光，灯光照在上面，能看见人影，模模糊糊的，像在水里看自己。

店里的灯亮着，白光灯，瓦数大，照得店里亮堂堂的，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瘦瘦的，直直的，像一根竹竿。她擦完了玻璃，把抹布叠好，放在柜台角上，又把柜台上的东西归拢了一下，烟摆齐了，酒摆正了，零钱捋平了，码整齐了，一张一张的，大头朝上，小头朝下。她又把抽屉里的钱点了一遍，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十块的，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把钱拢了拢，塞进抽屉里，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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