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的背影消失在铁灰色的光里。紫色的官袍，腰间的剑，一步一步走进了雷州。小青蹲在钱彬的肩膀上，歪着头，看着那个方向。它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脆。它在和那个“毅”字说再见。翅膀上已经有六个墨点了——苦、涩、好、骨、毅、明。六个字，就是人生。

前方的光不是黑色的，是灰白色的，像冬天早晨的天光。光里面没有堂，没有匾，没有惊堂木。有一间书房，不大，窗户开着，窗外种着一丛竹子。竹叶上还挂着露水，风吹过来，沙沙响。书桌上摊着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四个字——“包拯谨启”。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

他没有穿官袍，穿着一件灰色的旧布衣，袖口磨白了。他的脸不黑，是普通的小麦色，颧骨略高，眼窝略深，眉心有很浅的竖纹。他的胡子不密，修剪得很整齐。他看起来很普通，像一个教书的先生，或者一个种地的老农。但他的眼睛不普通——不大，但很亮。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亮，是那种“我已经想好了，你不用说第二遍”的亮。

包拯。不是黑脸的包拯，不是额头上长月牙的包拯。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从庐州合肥县走出来的普通人。

钱彬站在书房门口，没有进去。小青从他的肩膀上跳下来，蹲在门槛上。门槛是木头的，被踩了几千年，踩出了一个浅浅的凹坑。它歪着头，看着桌上那封信。信还没有封口，墨迹已干。

“包拯先生。”钱彬开口了。

包拯抬起头，看着门口。他的目光不快不慢，不重不轻。像一个人看了一眼窗外，知道今天不会下雨。

“你是谁？”

“路过的人。路过庐州，讨一碗茶喝。”

包拯沉默了片刻。他站起来，从桌边的陶壶里倒了一碗茶，端到门口，递给钱彬。茶是粗茶，颜色深，碗沿有一个缺口。钱彬双手接过，喝了一口。苦的。包拯自己也倒了一碗，站在门口，和钱彬并排。

“你从五庄观来。”包拯说。

“您怎么知道？”

“你身上有药味。”包拯喝了一口茶，没有皱眉。“还有，你的鸟，不是普通的鸟。”

小青从门槛上跳下来，跳到包拯脚边，仰头看着他。包拯低头看了一眼，没有蹲下来摸它，只是看着。小青叫了一声。

“它在说什么？”包拯问。

“它说，您不像传说里的样子。”

包拯的嘴角动了一下。“传说里我长什么样？”

“黑脸。额头有月牙。坐大堂，拍惊堂木，三口铡刀。”

包拯把茶碗里的茶喝完了，把碗放在窗台上。“我没有月牙。脸也不黑。我是庐州人，庐州的水好，养人。我父亲是知县，我家不穷，我不用偷吃邻居的腊肉。”他顿了顿，“但我铡过贪官。没用铡刀，用国法。铡刀是后人加的。后人觉得不够解气，加把铡刀，看着痛快。我不管。能判就行。”

画面一转。钱彬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坟前。

坟不大，新土，墓碑上刻着“包令仪之墓”。包拯跪在坟前，披麻戴孝，额头触地。身后没有别人。他一个人。他在守孝。父亲死了，他辞了官，从建昌县赶回来，守了三年。三年里，他没有出门，没有会客，没有写诗。每天早起，上香，跪一个时辰，然后读书。读的不是闲书，是律法。

“您守了三年。”钱彬站在他身后。

包拯没有回头。“父母在，不远游。父母走了，我做儿子的，送一程。三年不长。我父亲养了我二十多年。三年还给他，不多。”

“您不急着做官？”

“急。”包拯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但急也不能不守。不守，官做得再大，心里也过不去。”他看着墓碑，看了很久。“爹，我走了。您放心。我不贪，不枉，不害人。”

他转身走了。步子不大，但很稳。

画面又转了。端州。钱彬站在一座衙门的大堂里。堂不大，没有匾，没有惊堂木。包拯穿着绿色的官袍——七品，端州知州。他坐在案后，面前站着一个商人。商人穿着绸缎，手指上戴着玉扳指，脸上堆着笑。

“包大人，这是端砚。您收着。”

包拯看着那块砚台，没有接。“端砚是贡品，朝廷有定数。你多拿了一块，就是从朝廷手里偷了一块。偷了朝廷的东西，是什么罪？”

商人的脸白了。“大人，小人没有——”

“你多拿了。不只一块。你家地窖里还藏着十二块。要不要我让人去挖？”包拯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商人跪下了。“大人，小人错了。小人愿意交出所有端砚，认罚。”

包拯看了他很久。“端砚留下。你走吧。再犯，不止罚。”

商人磕了三个头，走了。包拯站起来，走到后堂。后堂的桌上放着十几块端砚，堆在一起，像一座小山。他一块一块拿起来，看了，又放下。砚台很好，石质细腻，雕工精致。他拿起最后一块，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放回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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