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华二十四年，七月初七。

内阁总理府，寅时三刻（凌晨四点），灯火已通明。萧清月坐在宽大的书案后，面前堆着小山般的奏折和公文。她批阅完最后一份，用朱笔在页尾写下“准”，轻轻揉了揉太阳穴。

窗外天色渐白，新的一天开始了。

但萧清月心中却蒙着一层阴影。她翻开手边那本特殊的记录册——不是奏折汇编，而是她个人的观察笔记。册子上用娟秀的小楷密密麻麻记录着近三个月来发现的异常：

“五月十五，工部呈报京张铁路二期进度，较计划延迟七日。查原因：各司推诿，图纸审批拖延……”

“六月廿二，户部预算司申请购置新式计算器十台，理由‘提高效率’。然查该司现有算盘、手摇计算器完好，人员富余。疑为浪费。”

“七月初一，吏部考功司考核地方官员，三十七份评语雷同，仅改姓名官职，敷衍了事。”

最让萧清月忧心的是今天凌晨收到的一份密报：江南织造局采购劣质棉纱案。采购主任收受供应商贿赂三百两，以次充好，导致一批军服质量不达标。

三百两，在动辄百万两的国家预算中微不足道。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新政权的肌体，开始出现腐化的苗头。

“总理大人，该用早膳了。”侍女轻声提醒。

萧清月摇头：“先传廉政公署李严。”

一刻钟后，廉政公署署长李严匆匆赶到。这位以铁面无私闻名的官员，此刻也面带忧色。

“李大人，江南织造局的案子，你怎么看？”萧清月开门见山。

李严行礼后道：“回总理，此案看似小案，但暴露三个问题：第一，监督机制有漏洞。采购主任权力集中，缺乏制衡；第二，腐败门槛降低。三百两就敢伸手，说明有些人认为‘小贪不算贪’；第三，上行下效。臣查过，这个主任是去年新提拔的，他的上司、织造局总办，最近频繁接受商人宴请，虽未查出受贿，但影响很坏。”

萧清月沉默片刻：“还有多少类似案件？”

“正在调查的有七起，涉及金额从一百两到两千两不等。”李严呈上一份清单，“都是小额，都是新提拔的官员，都是不太重要的部门。但蔓延很快——三个月前还只有两起。”

“为什么不早报？”

“臣……”李严苦笑，“臣原以为能内部处理，不想惊动朝廷。现在看来，是臣失职。”

萧清月没有责怪他。她知道李严的难处：廉政公署成立不久，人手不足，权威未立。而且，新朝初建，大家都沉浸在胜利和建设的喜悦中，谁愿意当那个扫兴的人，说“我们开始腐败了”？

“这件事，必须重视。”萧清月站起身，走到窗前，“陛下常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个政权最难的不是创业，而是守成；最危险的时刻不是最困难的时刻，而是开始顺利的时刻。”

她转身：“李大人，你立即起草一份《关于整饬吏治、提高效率的紧急通知》，我会以总理府名义下发。同时，廉政公署开展一次‘清风行动’，重点抽查新提拔官员、关键岗位人员。”

“是！”李严领命，但又犹豫，“总理，如果查出来的人太多……”

“依法处理，绝不姑息。”萧清月斩钉截铁，“但要注意方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主动交代、退还赃款的，可以从轻；对于隐瞒对抗的，从重。”

“臣明白了。”

李严退下后，萧清月召见了吏部尚书王明德。

王明德是前朝老臣，为人谨慎，经验丰富。听了萧清月说的情况，他长叹一声：“总理，这其实……是必然的。”

“必然？”

“历朝历代，开国之初，官员大多是从龙功臣，吃过苦，知道艰难，所以清廉勤政。但二三十年过去，新一代官员上来了，他们没有经历过创业之难，只看到守成之易。加上国家富裕了，油水多了，心思就活了。”

王明德顿了顿：“更麻烦的是，新政推行太快，机构膨胀，官员数量三年翻了一倍。大量新人涌入，良莠不齐。有些人不是凭才干，而是凭关系、凭资历、甚至凭运气上来的。这些人占据了位子，却不干事，或者乱干事。”

萧清月皱眉：“吏部的考核呢？”

“考核……”王明德苦笑，“现在考核看什么？看政绩。什么是政绩？修了多少路，开了多少厂，收了多少税。结果就是，大家都拼命上项目，不管效益；拼命收税，不管民生。至于那些基础工作——比如档案管理、公文流转、民众接待——没人愿意干，因为不出政绩。”

“而且，”他补充道，“现在衙门大了，层级多了。一份公文，从县到府，从府到省，从省到中央，要过十几道手。每道手都要时间，都要‘研究研究’。效率怎么可能高？”

萧清月明白了。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是风气的问题。

“王尚书，你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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