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华三十九年九月初一，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帝国印书馆”门前，已经排起了两条长龙。

左边一条，是报贩子——他们大多骑着自行车，后座两侧挂着特制的帆布报袋，焦急地跺着脚。右边一条，则是各衙门、学堂、商号的杂役，手持凭条，等着为自家老爷、先生、东家取这“头一份”的《帝国新闻报》。

卯时正，印书馆两扇包铁木门隆隆开启。工头站在门槛上，扯着嗓子喊：“首印十万份，每人限领百份！凭牌按序，不得拥挤！”

报贩们一拥而上，却又被持枪卫兵拦住。秩序很快恢复，一捆捆散发着新鲜油墨味的报纸被搬出来，清点，交接。

报贩老王是第一个拿到货的。他麻利地将一百份报纸塞进报袋，跳上自行车就蹬。车轮碾过青石板路，直奔西单。

“卖报！卖报！《帝国新闻报》创刊号！朝廷政令，天下新闻，一文钱一份！”

清脆的喊声在清晨的街巷响起。行人纷纷驻足，掏出铜钱。有识字的当场展开，在晨光中阅读；不识字的，也买一份，说要“拿回家让儿子念”。

此刻，在紫禁城文华殿西侧的“帝国新闻总署”编辑大厅内，四十余名编辑、记者虽然熬了通宵，却个个精神亢奋。

总编辑严复站在大厅中央，手里也捧着一份刚送来的报纸，眼眶微红。

这张对开四版的报纸，从筹划到诞生，整整用了一年时间。

头版头条，是林凡署名的《致全体读者书》：“……《帝国新闻报》之设，非为一家之喉舌，乃为亿兆之耳目。上至庙堂决策，下至市井百态；远至边疆军情，近至里巷新事；工有匠艺之新，农有田亩之获；商有货殖之讯，学有思辨之声——凡有益于国、有便于民者，皆当录而载之，传而播之……”

严复逐字读完这篇七百余字的发刊词，对身旁的副总编梁启超说：“卓如，陛下这篇文，定下了咱们的调子——不歌功颂德，不讳言时弊，但要建设，要理性。”

梁启超点头：“是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话说得透彻。咱们这报，既不能当朝廷的传声筒，也不能做民间的抱怨簿。要当桥梁，要当镜子。”

二版是“政令公报”和“朝野要闻”。刊载了昨日刚颁布的《专利法实施细则》，报道了天津新港建设进度，还有一篇“北疆都护府推行蒙汉双语教育初见成效”的通讯。

三版是“工商农技”。有上海纺织业采用新式织机的调查，有湖北试种美棉的报道，还有一篇“如何识别伪劣化肥”的科普短文。

四版是“文教艺苑”。既刊登了康有为关于新儒学的文章节选，也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连载第一期，还报道了梅兰芳新戏《霸王别姬》的排演情况。

“内容会不会太杂？”一个年轻编辑担心地问。

严复摇头：“要的就是杂。读书人要看新政，商人要看行情，农夫要看农技，工匠要看新法，妇人要看戏文……咱们这报，是要走进千家万户的，不能只给某一类人看。”

辰时，第一批读者反馈开始传来。

西单茶馆里，几个茶客围着一张报纸，争论得面红耳赤。

“看这儿！《专利法细则》说，发明新机器，可享十五年专营权！这不鼓励人琢磨新玩意儿吗？”

“你那算什么，看三版！天津有个工人改良了纺纱机，效率高三成，厂主奖了他五百两银子！五百两啊！”

“要我说，四版这‘进化论’有意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不就是现在这世道？”

国子监的学堂里，学生们抢着看报。

“严复先生这翻译，信达雅！‘物竞天择’四字，道尽天机！”

“康有为这新儒学，还是有些道理……”

“快看二版！朝廷要招考‘专利审查员’，月薪二十两！这差事新鲜！”

天津的工厂主俱乐部，几个老板边喝咖啡边议报。

“这‘伪劣化肥’的文章，写得好！上月我就差点上当。”

“商业版说上海棉纱降价，咱们得调整价格了。”

“头版这发刊词……陛下这意思，以后朝廷大事，咱们也能及时知道了？”

最有趣的反应来自市井。

一个识字的老先生坐在胡同口，被一群不识字的街坊围着，给大家念报。当念到“湖北试种美棉，亩产增三成”时，一个老婆婆插嘴：“美棉是啥棉？比咱们的还好？”

老先生推推眼镜：“报上说，是从美洲来的品种，绒长，纺出的布结实。”

“那咱能种吗？”

“报上没说。不过……”老先生想了想，“既然登出来了，说不定过阵子官府就会推广。”

另一个街坊指着“专利法”那段：“这‘专利’是啥意思？”

“就是……你发明个新东西，别人不能随便仿造，得给你钱。”

“那敢情好！我家那口子就爱鼓捣些小玩意儿，回头让他也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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