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那些有外国势力在背后支持的军阀，拿到手的也全是被淘汰的落后武器——日本人卖给张作霖的步枪是明治三十八年定型的三八式，欧洲人卖给各地军阀的火炮是一战退役的旧货，有些炮身上的出厂铭牌还是1915年的。列强根本不希望中国出现一支真正现代化的军队，他们只要中国保持混乱和分裂，这样才好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攫取利益。

而现在呢？他的营地里有上千辆坦克和装甲车，从轻型到重型到防空一应俱全；有几万支半自动步枪和数千挺通用机枪，步兵火力密度足以碾压同时代任何一支军队；有成百上千门各种口径的火炮，从轻型迫击炮到重型榴弹炮，从高射炮到火箭筒，炮兵体系完整得能让国军任何一个炮兵指挥官做梦都笑醒；更别说那些还在路上的飞机和运输机——等那些空中巨兽全部到位之后，他将拥有一支在装备水平上足以和世界一流空军正面交锋的空中力量。不要说国军那些东拼西凑的杂牌军了，就算把阎锡山的晋绥军、李宗仁的桂军、张学良的东北军、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砸碎了揉到一块，在装备水平上也远远不能和他相提并论。这种巨大的装备代差带来的兴奋，就像一个饿了大半辈子的人突然被带进了一间摆满了山珍海味的宴会厅，让他一下子完全冷静下来，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太现实。

但真正让周卫国感到开心的，远不止这些冷冰冰的武器装备。他在国军里混迹多年，从一个满腔热血的黄埔毕业生混成了一个看透世态炎凉的老兵油子，最让他寒心的从来不是装备差，而是人心散。他亲眼见过无数次这样的情况——一支装备还过得去的部队，因为上面派来一个不懂军事的嫡系亲信当参谋长，把指挥官架空，把作战计划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在战场上白白送了成百上千条人命。那些派来的亲信大多连枪都没摸过几天，却敢指着作战地图对打了十几年仗的老兵指手画脚，提出的战术方案荒谬得不像是学过军事的人能说出来的，但没人敢反驳，因为他们是上面的人，他们代表的是上峰的意志。打了胜仗功劳是上面的，打了败仗黑锅是下面的，这种乌烟瘴气的指挥体系让多少能征善战的将领心灰意冷。

但在苏天赐这里，这些烂事一样都没有。苏天赐给了他绝对的、毫无保留的信任——所有的武器装备、所有的经费物资、所有的人事任免、所有的训练计划，全部交给他周卫国一个人全权处理，从不派什么心腹来监视他，从不架空他的权力，甚至连账目都不过问细节。他在训练场上怎么骂人都行，他把训练大纲改了又改也不用来回报备，他看中哪个基层军官就能直接提拔。这种信任在国军中简直是天方夜谭，在那里，一个团长想要提拔一个连长都得打报告请示师部，有时候还得走关系送厚礼。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就冲着这份信任，他周卫国也绝不会辜负苏天赐的期望，一定会把最好的兵、最强的军团、最锋利的长剑交到苏天赐手上。

想到这里，周卫国猛地一挺胸脯，军靴后跟啪的一声磕在一起，整个人的精气神从刚才那个手舞足蹈的兴奋状态切换到了一个指挥官应有的沉稳和坚毅。他开口时声音依旧沙哑，但每个字都咬得极其认真，像是在立一份军令状：“长官，您放心吧！伞兵突击队的人员我已经开始在全军范围内挑选了，标准就按您上次给的那几条——会水、不晕船、体能拔尖。另外我把伞兵的待遇也提高了，比普通士兵高出一大截。”

他说到这里微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接下来的措辞，然后往前凑了半步，压低了声音继续说道：“长官，有件事我得跟您直说，不敢藏着掖着。伞兵这个兵种，危险性实在是太高了。我在德国留学时亲眼观摩过空降兵的训练，那些从几千米高空往下跳的伞兵，就算是经过了严格训练的老兵，训练事故率也比其他任何兵种都高——降落伞打不开、落地时摔断腿、被风吹到树上挂住、掉进水里被伞绳缠住，还有夜间跳伞时撞到岩石和建筑物……这些伤亡都是没办法完全避免的。而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实机训练条件，所有跳伞科目都只能在地面上模拟——在地面上练离机姿势，从木塔上往下跳练落地翻滚，用沙盘和模型练空中编队和集结。这些模拟训练虽然能打下基础，但不管练多少遍都不能代替真正的实机跳伞。而士兵们也都不是傻子，他们知道这个兵种要冒多大的风险，也知道我们现在连运输机都还没到位，有些人嘴上不说，心里多少会打鼓。如果待遇不够好，就算被挑选进来，也很难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玩命训练。”

苏天赐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周卫国的担忧句句属实，空降兵这个兵种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所有军种中风险系数最高的之一。在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伞兵部队是苏联在1930年代初组建的，之后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才陆续跟进，也就是说，在1936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全世界也只有苏联和德国有比较成型的伞兵部队。伞兵作战的优势和劣势同样突出：优势是能绕过敌人的正面防线，在敌军后方实施突然打击，瘫痪敌人的指挥和后勤系统；劣势是装备轻、缺乏重武器、落地后分散难以快速集结，而且跳伞本身就存在无法完全消除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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