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这样一个日后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滔天血债的战犯,正大摇大摆地在上海滩的街头巡视,享受着外交豁免权的庇护,用高高在上的目光打量着这片他即将用铁蹄践踏的土地。
这名哨兵的父亲姓刘,是沪上郊区的菜农,每天凌晨挑着两筐新鲜蔬菜到虹口菜市场摆摊,靠这点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那天早上他和往常一样挑着菜担子走在路边,正赶上下大雨,路面泥泞湿滑,他为了避让一辆横冲直撞的黄包车,不小心在湿滑的路面上滑了一跤,菜筐翻倒在路中央。恰逢平田晟的车队正好经过,开道车为了躲避散落在路上的蔬菜猛打方向盘,差点撞上路边的电线杆。平田晟的卫队认为这个中国菜农是故意拦路,二话不说,端着步枪就冲了下去。他们没有问话,没有警告,甚至没有给这个老农一个站起来解释的机会,直接乱枪将他打死在了泥泞的路面上。鲜血和雨水混在一起,染红了散落一地的青菜。
他的母亲当时就在不远处,听到枪声发了疯似的冲过去想要救自己的丈夫。她一个裹着小脚的农村妇人,手无寸铁,哪里是那些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对手?但她顾不上了,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他拉起来,带他回家。她扑到丈夫身边,用身体护住他的尸体,声嘶力竭地对着那些日本兵哭喊着,求他们放过。但那些端着刺刀的日本兵根本没有把她放在眼里,他们上前一把将她拉开,然后用刺刀对着她的身体连刺了十几刀。十几刀——每一刀都是一个血窟窿,每一刀都刺穿了她的胸腔、腹部、肩膀。她当场就倒在丈夫的尸体旁边,鲜血从她身上十几个窟窿里同时涌出来,在泥泞的路面上汇成一条暗红色的小溪。
这整个过程,当时在场的有几十个中国人——买菜的小贩,路过的行人,在路边摆摊的鞋匠,拉黄包车的车夫。但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因为那些日本兵手里有枪,因为这里是虹口,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地盘,因为所有敢对日本人说不的人,都已经变成了黄浦江里的浮尸。
这名哨兵的父亲母亲,就这样死在了日本天皇的使团车队前面。而平田晟的车辆,从头到尾都没有停过一下。一个天皇的贴身武官,一个陆军少将,在目睹自己的卫队枪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中国菜农、刺死了一个中国农妇之后,连眼皮都没有多眨一下,只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示意车队继续前行。那翻倒在路边的菜筐,那两具浸泡在雨水和血水中的尸体,对他而言不过是挡路的垃圾。他的信里还写,家里只有一个年迈的爷爷,听到儿子和儿媳双双被日本人残杀的消息之后,当场气得昏死过去。等邻居把他救醒之后,老爷子就一病不起——不是身体上的病,是心病,是那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绝望和痛苦把他的精神彻底击垮了。但家里已经没有钱了,仅有的积蓄在给父母收尸办丧事时已经花光了,现在爷爷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连抓药的钱都拿不出来。邻居在信里说,爷爷每天清醒的时候都在喊他儿子的小名,昏迷的时候也在喊,偶尔清醒过来就会瞪着天花板默默流泪,那双浑浊的老眼里全是灰败的死气。如果再没钱医治,老人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
苏天赐把信看完,缓缓折好,放回那名哨兵的手心里。他的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这种面无表情恰恰是他最愤怒、最危险的状态。他将这名哨兵微微颤抖的手指合拢,让他自己攥住那封信,然后转过头,对身旁的一名警卫员低声吩咐了几句。警卫员听完之后,脸上闪过一丝震惊,但立刻啪地立正敬礼,转身大步流星地向外跑去,军靴踩在水泥地面上砸出一串急促而有力的回响。
苏天赐将那封被泪水浸得字迹模糊的信纸缓缓折好,放回那名年轻哨兵微微颤抖的手心里。他抬起头来,看着眼前这张还带着几分稚气的面孔——十八九岁的年纪,嘴唇上方只有一层浅浅的绒毛,皮肤被海风吹得粗糙皲裂,但那双被泪水泡得红肿的眼睛里,却藏着一股被悲伤和愤怒反复淬炼过的坚韧。他伸手拍了拍这名哨兵的肩膀,开口时语气依旧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每一个字都像是被焊死在钢板上的铆钉。
“你放心吧,你的父母不会白死的。既然你来了这里,那我们就是兄弟,你的仇就是我们的仇。”他一边说,一边从大衣内侧口袋里摸出一叠法币,全是崭新挺括的百元大钞,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油墨的光泽。他将那叠钞票放在掌心里数了数——十张百元大钞,整整一千块法币。他把这叠钱递到哨兵的面前,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食堂加了一道菜,“这些钱你先拿着,给家里人治病。”
那名哨兵低头看到苏天赐手里那叠厚厚的钞票,整个人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猛地往后缩了一步,双手在胸前拼命地摆动着,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他的声音因为刚才长时间的哭泣而变得嘶哑干涩,此刻更是慌得有些结巴,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长官!使不得!使不得!这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我……我一个月军饷才几块法币,这么多钱我几辈子都还不起啊!”他当了这么久的兵,从来没见过哪个长官会自掏腰包给一个普通小兵这么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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