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证据指向某个国家，我们会通过联合国提出正式抗议。会召回大使。会驱逐相关国家的外交人员。会重新评估所有双边协议。会做一切必要的事情，让对方知道——米国的官员不是可以被随便暗杀的目标。米国的土地不是可以被随便渗透的战场。米国的和平不是可以被随便破坏的谈判成果。”

慷慨激昂的说完一段套话，李长安拿起水杯喝了一口，目光扫过全场，忽然停了一拍。

台下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刚才那番话是政务官在陈述政策，而接下来这几句，是另一种东西。

“但有一个前提——证据。没有证据，我不会点名。这就是我今天坐在这里的原因。调查正在进行，专案组已经成立。等结果出来，我们会让全世界知道真相。”

他顿了顿，声音忽然沉了一度，像是把什么东西从胸腔里提上来。

“但我要说清楚一件事。米国不会因为一次暗杀就退缩。米国不会因为一颗子弹就改变方向。米国不会因为有人试图把恐惧带进我们的城市、带进我们的宴会厅、带进我们的医院，就停下脚步。”

他的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每一个被他看到的记者都下意识地挺直了后背。

“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从一战到二战，从朝鲜到柏林，米国面对过的敌人比这更强大、比这更危险、比这更疯狂。我们没有怕过。我们也不会从这个月开始怕。”

“强大的米国不会畏惧任何敌人。”

他停了一拍。

“不管这个敌人藏在暗处，还是站在明处。不管这个敌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不管这个敌人用的是子弹，还是谎言。米国会找到它，米国会让它付出代价。这不是威胁。这是承诺。”

话音落下，会场安静了大约两秒。

然后第一声掌声从后排响起来。

维维安站在第二排，没有鼓掌。

她看着台上那个男人，陷入沉思。

接下来四十分钟，又有十几只手举起来。

一个戴圆框眼镜的年轻记者被点到，他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把录音机碰翻，手忙脚乱扶住之后才开口：“威尔逊先生，我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我的问题是——如果后续调查确认是苏联人干的，米国政府下一步会有什么具体动作？您刚才提到召回大使、驱逐外交人员，但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措施？”

李长安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衡量这个问题背后的分量。

“更进一步的措施，当然有。但我不会在这里把所有选项都摊开。因为一旦摊开，就不是措施，是宣战了。”

台下有人低声笑了一下。

但李长安没有笑。

他继续说：“我能告诉你的是——米国政府在所有领域都有应对方案。经济上的，外交上的，军事上的。具体用哪一个，用几个，什么时候用，取决于调查结果的完整程度。我不会在证据还没齐的时候就放话。那是对国家不负责任。更何况我也没那个权利！”

台下又是一阵笑声。

又一个记者站起来，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声音很稳：“威尔逊先生，我是《圣路易斯邮报》的。我想问一个不太一样的问题。您刚才说过去四十八小时发生了三件事，其中两件的目标都是您。但您活下来了，而且看起来没有受什么重伤。您觉得您能脱险，是因为什么？”

这个问题让全场安静了一拍。李长安低头看了一眼自己右手虎口上的胶布，然后抬起头。

“运气。加上一些不太方便在这里解释的原因。”

台下响起一阵笑声，比刚才更自然。但李长安没有让笑声持续太久。

他接着说：“说真的，我能坐在这里，是因为那天晚上在华尔道夫，有几个人的反应比我更快。酒店安保主管用霰弹枪打掉了对方的手榴弹。国务院特勤在十秒之内封锁了现场。FBI的探员们在枪声还没停的时候就冲进了宴会厅。还有——我的保镖。那天晚上他不在华尔道夫，但他第二天早上出现在我家门口，脸色难看得像是我欠了他一条命。”

台下又是一阵笑声。但这次笑声里多了一点别的东西。

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记者站起来，声音带着一点东欧口音：“威尔逊先生，我是《芝加哥太阳时报》的。如果证实是苏联人干的，您个人会不会要求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报复措施？比如，以牙还牙？”

李长安看着他，沉默了两秒。然后他说：“我不谈个人。但如果证据指向一个国家，米国政府会做出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至于什么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决定——不是由我，也不是由某一个人决定的。是由总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会、由整个国家机器决定的。我不替他们做决定。”

“但您会建议。”那个记者没有坐下。

“我会建议。”李长安说，“但建议只是建议。米国的决策过程，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又一个记者站起来，是个年轻女人，声音很尖：“威尔逊先生，我是《波士顿环球报》的。如果调查结果证实是苏联人干的，米国会不会退出所有和苏联正在进行中的谈判？”

李长安看了她一眼。“不会。因为退出谈判，等于把胜利送给对方。米国不会因为一次暗杀就放弃谈判桌。我们只会换一种方式谈判——用更强硬的姿态，更充分的证据，更明确的底线。让对方知道，谈判可以继续，但有些规则不能碰。”

一个戴眼镜的老记者站起来，声音很沉：“威尔逊先生，我是《费城询问报》的。我的问题是关于远东政策的。您刚才说，这次刺杀可能会影响米国对远东政策的评估。具体来说，会不会影响对日贸易协定的谈判节奏？”

李长安点了点头。“会。但影响的方式不是放缓，是加速。因为这次事件告诉我们，远东的局势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我们不能等。越等，变数越多。所以对日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能会比原计划更快地推进。”

又一个记者站起来，是《纽约每日新闻》的年轻记者，问题很直接：“威尔逊先生，刚才杜勒斯局长说CIA在欧洲和北美的所有情报站都进入了最高警戒状态。那是不是意味着，CIA已经知道下一次袭击可能会发生在哪里？”

李长安偏头看了艾伦一眼。艾伦接过话筒，语气很平：“我们不知道下一次袭击会发生在哪里。但我们知道对方还在运作。最高警戒状态的目的是防备，不是预测。我们能做的是让所有的线都绷紧，不让对方再钻一次空子。”

那个女记者又站起来，这一次她的问题比之前更尖锐：“威尔逊先生，如果调查结果证实是苏联人干的，您会不会要求总统考虑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

全场彻底安静了。连快门声都停了。

李长安看着她，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面前的水杯喝了一口。这个动作让整个发布会现场安静了足足三秒。

然后他放下水杯，声音比之前慢了一拍：“我不会要求总统考虑任何具体措施。因为我不是将军，也不是国防部长。我是助理国务卿。我的职责是外交，不是战争。”

他停了一拍。

“但我可以说一句话——如果证据证明某个国家在米国的土地上刺杀米国的官员，并且杀害米国的在押人员，那米国政府会做出一切必要的反应。一切必要的。包括那些我们现在不会说出来的选项。”

台下响起一阵急促的笔划声。没有人再追问。

工作人员看了看手表，朝李长安微微点头。李长安站起来，收起面前那杯一口没喝的水，对台下微微点头。

“谢谢各位。后续进展会通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统一发布。”

三个人同时转身，朝侧门走去。身后的快门声响成一片，像一场暴雨落在铁皮屋顶上，又渐渐变小。

记者们开始互相交谈，有人合上笔记本，有人把录音机往回倒带，有人已经朝采访车跑去，赶着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