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第二十天，盛京的田垄里飘起了新麦秸的甜香。秋收比往年早了几日，因为庄户们心里不踏实，怕对岸再来人，所以起早贪黑地把麦子割了，大豆收了，玉米棒子掰下来码在屋檐底下。孩童们被叮嘱不准往北岸跑，连放羊的老汉都把羊群往南赶了二里地。

杨保禄在主仓里接待了三批客人。

第一批是美因茨主教派来的，不是沃尔夫冈，而是一个更年轻些的执事，叫阿尔贝特，圆脸，胖手，袍子浆得笔挺，额头上全是汗。他骑着骡子来的，骡背上驮着两筐苹果，算是礼物。他说主教大人同意继续走洛尔河支流运货，但条件是盛京每月要供应二十匹细布和十具铁犁头给主教庄园，价格按战前旧例，不许涨。

“主教大人手里有兵，”阿尔贝特用一块绣花手帕擦着脖子，“但那三百雇佣兵要吃粮，粮价涨了三倍，庄园快撑不住了。杨先生，您要是能保证这个数，主教大人就给您写一张洛尔河全段的通行文书，盖主教堂的大印，比从前的私印管用。”

杨保禄给他倒了一杯薄荷茶，没接话，先让他喝茶。茶是盛京自种的薄荷，晒干了泡，涩中带凉。阿尔贝特喝了一口，眉头皱了皱，显然喝不惯，但还是咽下去了。

“二十匹布，十具犁头，可以。”杨保禄说，“但文书里要加一条：盛京的商船在洛尔河段遇任何一方军队查验，主教大人需出面担保。不是担保货物，是担保船上的人。我的船工要是被当成探子抓了，主教得负责捞人。”

阿尔贝特的手帕停在了半空中。“这……主教大人恐怕……”

“不答应这一条，布和犁头减半。”杨保禄的声音很平，像是在说天气，“如今洛尔河上游天天过兵，没有担保，我的船不敢走。船不敢走，主教庄园的货就接不着。咱们是相互帮衬，不是单向施舍。”

阿尔贝特擦汗的频率更快了。他放下茶杯，从怀里掏出一张事先拟好的羊皮纸，上面已经有主教的签名和火漆印。他把纸摊在桌上，从袖子里抽出一根鹅毛笔，蘸了墨，在角落里添了一行拉丁文小字，然后把纸推给杨保禄。

“主教大人说，您可能会提这个条件。他让我预先留了空白。”

杨保禄接过纸，看了看杨安远。杨安远站在一旁，用拉丁文把那条小字念了一遍，确认无误后，朝父亲点了点头。杨保禄从桌角的木匣里取出自己的印章——是一枚铁铸的方章，上面刻着“盛京”两个篆字，边角磨得圆润——蘸了印泥，盖在文书下方。

“老乔治，”杨保禄朝门外喊，“带阿尔贝特执事去码头看看新织的布，让他挑花色。”

第二批客人是隔日到的，来自科隆。不是老克莱门斯本人，他年纪大了，经不起水路颠簸，来的是他儿子小克莱门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精瘦商人，眼神活泛，说话像打算盘一样快。他带了一船货当见面礼：十桶莱茵河盐、五捆佛兰德斯呢绒，还有一封信。

信是科隆教会的一个神父写的，说他听说盛京收留了几个克吕尼的修士，手里有古代农书的手抄本。教会对此很感兴趣，愿以二百枚银币借阅抄录，或者以一船青铜废料交换帕拉狄乌斯《农事论》的抄本。

“银币不要。”杨保禄把信放在桌上，手指压着纸角，“青铜废料可以谈，但我们不按书换。我们按页换。一页抄本换多少斤青铜，得让我弟弟定军看过成色再议。而且抄本不能出盛京城，神父若要抄，派人来盛京抄，纸墨我们出，管饭管住，但抄的时候有我们的人在旁边看着。”

小克莱门斯挑起一边眉毛。“杨先生，这条件可有点……”

“有点硬，我知道。”杨保禄打断他，“但书是修士们用命从火里抢出来的，不是我杨家的私产。我答应过本笃修士，书在人在，书不离城。你们神父要是真有心做学问，就让他派个年轻识字的修士来，我安排住处。要是只想把书骗去科隆锁在藏经楼里充门面，那就算了。”

小克莱门斯嘿嘿笑了两声，从怀里摸出一只小皮囊，倒出几粒青铜碎块在桌上。杨定军拿起一块，用指甲掐了掐，又对着光看色泽。

“杂质多，含锡量不够。”杨定军放下碎块，“做不了精密的齿轮，但熔了重做炮管衬套或者大件的轴瓦还行。按这个成色，一页抄本换十五斤，不能再多。”

“二十斤。”小克莱门斯还价。

“十八斤。再废话就十七斤。”

“……成，十八斤。”

第三批客人来得最晚，也最让盛京人意外。是诺德海姆领主阿达尔伯特派来的管家，冯·吕特斯，一个五十多岁的高个子，鹰钩鼻子，穿一件过时的锁子甲，外面套着诺德海姆的家纹罩袍——蓝底黄狮子。他是坐着一条挂着白旗的小船过来的，船头还绑了一束橄榄枝，生怕南岸的弩手给他一箭。

格哈德在炮位上看见那条船时，差点下令放箭。是杨定山拦住了他：“白旗，来谈判的。让他上岸，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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