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15年，3月7日，圣辉城烈士陵园。

雨停了三天，又下起来。

不是暴雨，是那种细细的、密密的、像针尖一样的冷雨，落在新添的墓碑上，落在那些还没干透的黄土上，落在那些撑着黑伞的人身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今天又有三十七座新碑。

三十七个名字，刻在白色的石头上，在雨中泛着湿润的光。

小梅蹲在王婶的碑旁边，看着对面那一排新碑。她的伞歪着，半边身子淋得透湿，但她没感觉。

她在数。

一，二，三，四……三十七。

三十七个。

她不知道这些名字是谁。但她知道，他们都是今天早上送来的。穿着军装，盖着旗，然后埋进土里。

旁边有人说话。

是两个老人，穿着黑衣服，站在一块新碑前。碑上刻着：“李大山，万面之鸦战团，阵亡于新历15年3月5日。”

老妇人蹲在碑前，手扶着碑角，肩膀一抖一抖的，但没有声音。老人站在她身后，一只手撑着伞，一只手搭在她肩上，也是沉默。

小梅听见老人说：

“他说过，这次任务很危险。”

“他说，如果回不来，别哭。”

“他说，他是自己同意的。”

老妇人没说话，只是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小梅看着他们，忽然觉得心口堵得慌。

她想起山夕颜。

山阿姨也去打仗了。

她也说会回来。

但她能回来吗？

她不知道。

她低下头，看着王婶的碑。

碑上那行字，已经被雨淋得发亮。

王秀兰，荣军院，病故于新历13年。

那是病故。

不是战死。

她忽然想：王婶是病死的，那算不算“被同意”的死亡？

她不懂。

但她觉得，病死的，至少还能躺在炕上，有人陪着。

那些打仗死的，躺在泥里，泡在雨里，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

她站起来，走到那三十七座新碑前，一座一座看过去。

有的碑前摆着花，有的摆着糖，有的摆着烟，有的什么也没有。

她在一座碑前停下。

碑上刻着：“无名烈士，万面之鸦战团。”

没有名字。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只有一块石头，证明他曾经活过。

小梅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碑前。

是一块糖。

彩色的，包着漂亮的糖纸，是上次山阿姨给她的，她一直没舍得吃。

“给你。”她轻声说。

雨打在那块糖上，糖纸慢慢湿透，颜色晕开，像一朵正在绽放的花。

她站起来，走回王婶的碑前。

又蹲下。

继续看着那些新碑，那些旧碑，那些沉默的石头。

雨一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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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时，圣辉城政务院，大会议室。

雷诺伊尔坐在长桌一端，面前摊着一份厚厚的报告。

报告封面上写着：

“3月5日先发制人行动战损统计”

他翻到最后一页。

阵亡：两千一百零三人。失踪：八百四十七人。共计：两千九百五十人。

两千九百五十个名字。

两千九百五十个家庭。

两千九百五十个，被同意或未被同意的死亡。

他把报告合上，抬起头。

对面坐着十三个人。

有政务院的部长，有军方的将领，有外交官，有法律顾问。

还有一个人，穿着深灰色的便装，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

他叫陈默言，共和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七十岁，头发全白，脸上全是皱纹，但那双眼睛亮得像两盏灯。

雷诺伊尔开口：

“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

他顿了顿。

“什么是牺牲？什么是谋杀？”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雷诺伊尔继续说：

“两天前，我们派出三千人，执行了一次先发制人的破坏行动。他们炸毁了STA七个关键节点，破坏了敌人的战争能力。我们赢了这一仗。”

“但两千九百五十个人，没回来。”

他看着在座的人。

“他们是英雄吗？”

“他们是牺牲吗？”

“还是——我们把他们谋杀了？”

没有人说话。

陈默言站起来。

他走得很慢，一步一顿，走到会议桌前，站在雷诺伊尔对面。

他看着雷诺伊尔，说：

“主席，我能讲个故事吗？”

雷诺伊尔点点头。

陈默言说：

“三十年前，我还是个年轻法官的时候，审过一个案子。”

“一个男人，杀了一个人。”

“他杀的那个人，是一个军官。那个军官，在战场上杀了他弟弟。”

“男人找到军官，用一把刀，捅了他十七刀。”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杀他？”

“他说：我弟弟被他杀了，我要报仇。”

“我问他：你弟弟是怎么死的？”

“他说：在战场上，被敌人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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