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三月初八，惊蛰过后第三天。

长白山的雪还没化净，向阳坡上已经露出了黑油油的地皮。榛子林的枝头鼓起密密麻麻的苞芽，像无数颗绿豆粒儿趴在那儿晒太阳。荒山沟的沙棘枝条泛出青黄色，底下的雪窝子里拱出几簇嫩绿的草芽，细伶伶的，风一过就颤。

刘三柱蹲在沟东头，把那棵山丁子苗又看了一遍。

苗子蹿高了一拃，枝干粗了一圈，去年剪掉叶子的地方冒出五六颗新芽，绿得发亮。他用手指头轻轻碰了碰其中一颗，芽苞硬硬的，里头憋着劲儿。

“三柱舅！”李大丫蹲在他旁边，把麻花辫甩到背后，“你瞅啥呢？”

刘三柱没回头。

“瞅苗子。”

“这苗子有啥好瞅的？”

刘三柱没答。

他把那棵山丁子苗底下的一片枯叶摘掉，搁进筐里。

“它今年该挂果了。”

李大丫眨巴着眼睛。

“那俺能吃上山丁子不？”

“能。”

李大丫咧嘴笑了。

她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蹬蹬蹬跑回翠花坊车间。

刘三柱还蹲在沟边。

他把那棵苗子又看了一遍。

苗子是他去年五月十七从县苗圃扛回来的。那天下着雨，他把苗子绑在后座上，自己走了十八里路，鞋底磨破了，肩膀勒出血印子。

他姐说，这苗子供山神爷了。

他姐说，这苗子往后是野狼沟的苗子。

他没吭声。

他把苗子供在山神庙龛子边，在雪地里蹲了一下午。

苗子活了。

他把掌心贴在苗子根边的土上。

土还湿着。

“……争气。”

三月初十，翠花坊车间来了一位稀客。

刘三柱正站在炒锅前看温度计，门帘子一挑，进来个六十来岁的老头。老头穿一身灰布棉袄，袖口磨得锃亮，头上扣着顶狗皮帽子，帽耳朵支棱着，左边那扇比右边低半寸。

老头站在门口，四下撒目了一圈，目光落在刘三柱身上。

“三柱？”

刘三柱手里的铁筛顿了一下。

他转过身。

老头摘下帽子，露出花白的头发和一张皱巴巴的脸。

“三柱，”老头开口，嗓音沙哑得像破风箱，“还认得舅不？”

刘三柱张了张嘴。

他把铁筛搁下，在围裙上蹭蹭手。

“舅……”

他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老头往前走了两步，上下打量他。

“瘦了。”老头点点头，“比你上回回屯子那阵儿精神多了。”

刘三柱低下头。

他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

三嫂刘翠花从仓库探出头。

她看见门口站着的那个老头，手里那袋新进的榛子差点掉地上。

“二舅？”

老头转过身。

“翠花。”他顿了顿，“俺来瞅瞅你们。”

三嫂把榛子袋撂下，在围裙上蹭蹭手。

她走到老头跟前，把那顶狗皮帽子接过来，掸了掸上头的灰。

“二舅，你咋不捎个信儿？俺让三柱去车站接你。”

老头摆摆手。

“接啥接？俺又不是七老八十走不动道。”他把帽子抢回来，扣在头上，“班车坐到县城，打听着往靠山屯的路，正好有送货的马车，捎了俺一程。”

他顿了顿。

“这屯子，比俺想的阔气。”

三嫂没接话。

她把围裙边攥进手心里。

刘老舅——刘翠花和刘三柱的二舅，刘家屯的老户，今年六十三了。

他在刘家屯种了一辈子地，养大四个孩子，送走两个老人，自己还硬朗朗地活着。翠花她娘活着的时候，这二舅是刘家最能干事的男人；翠花她娘没了以后，二舅就成了刘家那头的“主心骨”。

可这主心骨，十几年没出过刘家屯了。

三嫂把二舅让进车间里屋，倒了杯热茶，搁在他手边。

“二舅，你大老远来，是有啥事？”

刘老舅把茶缸子捧起来，没喝，就那么捧着。

“没啥事。”他顿了顿，“就是想来看看你们。”

他看看三嫂，又看看站在门口、围裙还没解下来的刘三柱。

“你娘走了三年了。”他声音不高，“三年没见着你们姐俩，俺心里惦记。”

三嫂低下头。

她把围裙边又攥紧了。

“二舅，俺……”

“俺不是来埋怨你们的。”刘老舅打断她，“你娘那病，该走的早晚得走，怨不着你们。”

他把茶缸子放下。

“俺就是想来看看，你们在这靠山屯，过得咋样。”

他顿了顿。

“听说三柱入合作社了？”

刘三柱站在门口，把那根围裙带子攥进掌心里。

“舅，俺入了。”

“干啥活？”

“炒榛子。”刘三柱顿了顿，“翠花坊的炒锅，俺掌头锅。”

刘老舅看着他。

看了很久。

“中。”他把茶缸子端起来，喝了一口，“比你姥爷强。你姥爷一辈子就会种地，连个驴都伺候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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