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法院的路上，坐在警车里的柳如梦望着华灯初上的城市，脑海中不断回想着李阿财的话语。

普通民众认为，遇到纠纷，就上法庭，反正有理走遍天下。

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法律并不等同于真理。

有时法律是苍白无力的，也并非万能，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古希腊学者曾如此描述法律：任何人违反自然法则必定受罚，但若违反国家法律而未被发现，他则不会受罚，也不会失去名誉。

柳如梦深知，跟李阿财说这些毫无意义。

她只是给李阿财举了两个例子：有人打了你一巴掌，你报警后，对方却不承认，反而说是你打了他，没有证人，也没有摄像头。

此时，警察能分辨出谁是打人者吗？

有人打电话气愤地说，他朋友借了他 1000 块，现在只承认借了 500，双方是现金交易，都没有字据，各执一词。

这时，你能分辨出谁是谁非吗？

李阿财却说：“我只有小学文化，我不懂这些，我没主意。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的，又在法院工作，你们没办法吗？”

此时，柳如梦和李婉只能无奈地看着李阿财摇摇头。

法律的第一个天然缺陷是，审判难以还原事实，证据是对法律能力的最大限制——法律无法还原全部真相。

上了法庭的案件，远非黑与白这么简单，通常是黑白双方混战，结果变得灰蒙蒙一片。

除了万能的上帝，整个人类都没有把一团灰色完全区分成黑色和白色这个本事，别说与常人无差别的法官了。

法官断案不过是审查证据、查明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

在刑事诉讼中，需达到“不允许相反事实存在”的程度；

而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则要达到“真实可能性大于虚假可能性”的标准。

李婉的一句“法律和法官也无法还原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只有你们两个当事人知道”，让李阿财困惑不已。

李阿财不禁问道：“那法律无法判别谁对谁错，打官司还有什么用？法律还有什么用？”

事实上，司法很难实现真正的公正，只能确保程序上的公正。

几百年前，英国大宪章就规定，要给予双方充分的话语权，并让其各自提供证据。若无法提供证据，只能败诉。

虽然程序公正无法还原事实，也无法实现真正的公正，但这是人类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发明的最佳方法，是人类生存的智慧。

柳如梦说：“你想证明自己有理，就必须向法庭提供证据，否则法院不会支持你。”

李阿财可怜巴巴地看着他们，问道：“我没文化，不懂法律，不知道怎么收集证据，也不知道什么证据有用，你们法官就不能帮我收集证据，还原事实真相吗？”

是啊，我们的民众往往没有证据意识，有时在发生纠纷后，才发现根本没有进行物权登记，或没有签订合同，或是合同找不到了。

有人气愤地说：“事情明明就是这样，法院可以去调查啊。”

然而，司法权是被动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院不能主动调查。这个规则要求人们自己保护自己。如果平时对自己的权益都如此漠视，法律也只能对你的权益同样漠视。

这也是司法的另一个缺陷，也就是被动性。

司法权实际上是一个“定分止争”的裁判权力。

法院一旦下了判决，是非就算最终确定了谁也改不了。

但是，正因为这个权力太大，就必须对它进行限制，否则一旦这个权力被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中世纪时，法官可以直接判决绞死一个人，等发现绞错人了，也无法补救了。

因此，人类社会就开始考虑对法院的权力进行限制。

如何限制呢？这就是规定法院不能主动行使司法权，必须有人来到法院告状，向法院求助，法院才能启动司法权。

启动司法权后，世界上的法院分为两类。

一类是欧洲大陆模式，法官主动询问双方；另一类则常见于美国电影，即英美模式，法官不主动行使权力。

中国曾经采用欧洲大陆式，法官甚至会骑自行车到街道取证；

如今已转向英美式，法官不再主动调取证据。

“如梦，我们今天这么主动地和李阿财聊天，是不是不合适啊？这样会不会先入为主，有倾向性啊？”李婉突然问柳如梦。

“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官也不是万能的，法条是冰冷的，但法官是有温度的，我们应该努力融合情理法，弘扬真善美。”柳如梦答道。

的确，法官是法庭上冷静的主持者，而非辩论者，需在双方当事人面前保持中立形象，并与之保持合理距离。

但法官并非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在公平正义面前，他们的内心也会波澜起伏，拳头可能紧握，眼中或许噙满泪水，心中定会流淌真情。

“我上学时，一位老师曾说过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曾说过：

法律不能审判法律之外的事情，但可以减少悲剧的发生。

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晚下班的意义吧。”柳如梦看着车窗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