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凡尔赛宫。

国王查理站在一面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窗外修剪整齐的法式花园。喷水池的水柱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银光，每一道水柱都被园丁精心校准过高度和角度，从池中雕塑的海神三叉戟尖端喷出，在空中划出完美的抛物线，落入下方的大理石池中。远处马厩里传来良种马的嘶鸣，那是从阿拉伯引进的纯血马，一匹的价格抵得上一个步兵连队一年的军饷。宫廷乐师在隔壁的镜厅里排练吕利的新作，小提琴的旋律穿过镀金廊柱的间隙飘进国王的书房，每一个音符都在告诉来访的使臣——法兰西是欧洲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但查理此刻的心情与这幅奢华的画面毫不相衬。

他已经站在窗前将近半个时辰了。窗外的一切都是他亲手布置的——花园的格局是他父亲路易十三定下的，但他花了二十年时间去完善它，把每一道树篱的角度都调整到令人目眩的精确。镜厅是他下令建造的，十七道拱窗对十七道拱镜，白天的阳光和夜晚的烛光在镜面之间无限反射，把宫廷的奢华放大成一种近乎神性的光辉。吕利是他从意大利挖来的，那个佛罗伦萨人刚到巴黎时连法语都不会说，如今他的音乐已经是法兰西宫廷的声音标志。查理用了一生的时间来建造这座舞台，这座舞台的唯一目的就是向每一个踏进凡尔赛宫的人展示一句话：法兰西是不可挑战的。

但今天，站在窗前的查理第一次感觉到，这座舞台的灯光正在从背后暗下去。

枢密大臣刚呈上从威尼斯发回的密报。密报的封蜡还带着被海风侵蚀的盐渍痕迹，这意味着送信的快船在那不勒斯换了驿马，一路换人不换马地从威尼斯冲到巴黎，前后花了不到十天。法兰西的外交密报通常不会这么快——快，意味着写报告的人认为这件事比速度和保密成本更重要。

密报的内容让查理在读到一半的时候不得不坐下来。报告详细描述了大胤蒸汽战舰的航速——威尼斯海军观察员在君士坦丁堡外海亲眼目睹了大胤舰队入港的全过程。观察员写道：“该舰队以逆风十二节速度驶入马尔马拉海，旗舰全长超过两百法尺，船体为铁质，无帆，两舷各有一具明轮，航速稳定，不随风向和海流变化。”报告的下一页是技术评估，由威尼斯兵工厂的首席造船师撰写，其中一句话被用朱砂笔划了重点：“该舰在逆风条件下的巡航速度，超过了法兰西海军最快速的风帆战舰在顺风条件下的极限航速。”

密报还详细记录了奥斯曼帝国的投降过程。大胤舰队驶入马尔马拉海的当天，苏丹巴耶济德在托普卡帕宫召集了紧急御前会议。与会的除了大维齐尔和海军总司令，还有从罗德岛紧急召回的老将——那些在爱琴海上和威尼斯人打了一辈子海战的白胡子帕夏们。会议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打还是不打。主战派认为奥斯曼海军在地中海有超过两百艘战舰，君士坦丁堡海峡两岸有十二座炮台，炮台装备着从法国进口的青铜重炮，射程足以封锁整条海峡。大胤舰队的数量不到二十艘，用十二座炮台对付二十艘船，在军事史上是最简单的数学题。

但海军总司令站起来，走到舆图前，用手指在海峡入口处画了一圈。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被威尼斯安插在奥斯曼宫廷里的内线原封不动地抄了下来，现在正摊在查理面前：“它们的船不需要风。它们的船可以从任何方向绕到任何炮台的背后。直布罗陀的西班牙炮台一炮未发就被绕到了屁股后面。海峡炮台也一样——等炮手们把炮口对准海峡入口的时候，大胤人的船已经出现在他们身后的海面上了。”

第二天清晨，巴耶济德在托普卡帕宫的阅兵台上降下了苏丹旗，升起了奥斯曼海军历史上第一面不属于苏丹的旗帜。密报末尾附了一句让查理彻夜难眠的话——“大胤舰队在君士坦丁堡未开一炮。巴耶济德主动降旗。奥斯曼帝国海军即日起由大胤管辖。”

查理把密报放在桌上，站起来，重新走到窗前。窗外的一切还是那么完美——喷水池的水柱还在阳光下闪烁，马厩里的阿拉伯马还在嘶鸣，吕利的小提琴还在镜厅里悠扬。但这些声音突然之间变了味。喷水池的水柱像一座镀金的牢笼，马嘶声像被拴住的困兽在徒劳地嘶喊，镜厅里的音乐像是他自己为自己挑选的安魂曲。

“巴耶济德是条硬汉。”查理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像是在和一个不在场的对手隔空对酌，“他在罗德岛和威尼斯人打了大半辈子，在地中海跟西班牙人周旋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人能让他在自己的宫殿里降旗。大胤人连一炮都没开，他就降了。”

枢密大臣站在书桌前，手里还拿着密报的副本。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臣，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身上穿着深紫色的枢密大臣袍服，袍服上绣着法兰西王室的百合花纹章。他在路易十三时代就进入枢密院，经历过投石党叛乱、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英法北美战争，他的政治阅历几乎涵盖了欧洲近代史的全部章节。此刻他看着国王的背影，第一次感到自己那本厚重的阅历辞典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条来解释眼前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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