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

教皇克莱门特坐在宗座宫的图书室里，面前摊着从威尼斯、西班牙和法兰西分别送来的三份密报。三份密报的封蜡颜色各不相同——威尼斯的是深红色，用圣马可飞狮的印章封口；西班牙的是金色，盖着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城堡纹章；法兰西的是蓝色，封蜡上压着波旁家族的百合花。三种颜色并排放在深色的橡木书桌上，像三面旗帜在无声地宣告同一个消息。

图书室的穹顶上绘着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上帝伸出手指触碰亚当，将生命的火花从神界传到人间。这幅画在这里悬挂了一百五十年，每一位走进这间图书室的教皇都会在它下面驻足，感受艺术的震撼与信仰的力量。但此刻克莱门特没有抬头看它。他的目光在三份密报之间来回移动，每一份密报的内容都像一条支流，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同一个河口。

威尼斯人的密报写得最详细。威尼斯共和国派驻君士坦丁堡的海军观察员用了整整十二页信纸来描述大胤舰队入港的全过程。他记录了每一条船的吃水深度、桅杆高度和明轮转速，画了蒸汽锅炉舱室的截面示意图，甚至附上了一小块他从港口码头捡来的煤渣——煤渣被油布包着，用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贴在信纸的最后一页上。威尼斯人天生是商人，他们衡量一切的方式是度量衡和可验证的观察结果。他们没有在密报中做任何价值判断，只是把数据摆在那里，让读到它的人自己得出结论。

西班牙人的密报最短，但措辞最紧迫。西班牙驻那不勒斯总督在密报中直截了当地写道：“陛下，我们在直布罗陀的炮台一炮未发就被绕到了身后。我们的舰队在大西洋上试图拦截一支大胤分舰队，他们以逆风十二节的速度把我们甩开了。我们的水兵在甲板上看着他们的烟囱消失在地平线上，就像一个人看着箭从背后射中他前面的猎物——你看到箭的时候，箭已经在猎物身上了。”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在密报末尾用鹅毛笔亲自加了一行批注：“已派遣使团前往长安，请求觐见大胤皇帝。西班牙愿意与大胤建立直接的商业联系。请圣座知悉。”

法兰西的密报最长。路易十五的枢密大臣用外交官特有的委婉语汇，花了很长的篇幅描述了法兰西对东方局势的关注，但真正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查理国王对枢密大臣说的那句话：“派遣使团去长安。不是去宣战，不是去威胁。是去学习。”法兰西科学院已经选定了三位首席造船师和两位数学教授随团出发，他们将携带法兰西科学院过去二十年间关于蒸汽动力的全部实验记录——以一种坦率的、不求回报的姿态，去换取大胤人的知识。

威尼斯选择了合作，西班牙选择了派遣使团，法兰西选择了学习。三份密报，三种选择。但没有一份密报提及教廷。教廷在这场席卷欧洲的外交浪潮中，像一个站在海边看着船队远去的人——船不是他的，海不是他的，风也不是他的。

克莱门特站起身，走到图书室的另一端。墙上挂着一幅中世纪的世界地图，绘制于十字军东征时期，距今已有四百多年。地图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欧洲和非洲被画在边缘，海洋被标注着“未知之海”，地图的边缘画满了想象中的巨兽和吞噬船只的漩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幅地图代表了教廷对世界的全部认知——世界以圣城为中心，信仰的光芒从这里向边缘辐射，越往边缘越暗淡，越往边缘越不可知。教士们在布道时引用这幅地图，学者们在着书时参考这幅地图，商人们在规划商路时依赖这幅地图。

但现在，大胤人的蒸汽战舰穿过了那些巨兽和漩涡，从地图边缘之外的海域开到了地中海的门口。他们没有从耶路撒冷经过，没有从教廷的辐射半径内通过，没有征求任何人的许可。他们从东方来，从一片这块地图上连轮廓都没有画出来的大洋彼岸来。他们带回来的不是黄金和香料，而是一种能在深水中持续燃烧的蓝色液体，一种能在无风时推动巨舰的蒸汽机器，一种连石城人都敬畏到不敢占有的能量之源。

克莱门特在舆图前站了很久，然后转过身，看向站在书桌旁的东方事务顾问。

顾问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耶稣会士，满头白发，眼角的皱纹深得像是刀刻的，但他的背脊挺得笔直。他在澳门传教多年，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话，用毛笔写字比用鹅毛笔还顺手。在澳门的那些年，他不仅向当地人传教，还用拉丁文翻译了儒家经典，用法文写了两卷关于大胤政治制度的着作。他比欧洲任何一个活人都更了解大胤帝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回答教皇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大胤人是什么人？”克莱门特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在穹顶的回音中显得格外清楚。

顾问没有立刻回答。他微微低下头，用拇指摩挲着挂在胸前的十字架——这是他在澳门养成的习惯，每当需要用一个欧洲传教士的大脑去处理一个东方问题时，他就会下意识地碰触这个十字架，像是在确认自己还站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分界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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