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玉从矿道深处跑上来的时候，观测站二楼的数据还没完全同步完。

她跑得很快，靴子踩在碎石上发出急促的声响，安全帽下的头发散了几缕，沾着矿尘贴在脸颊上。

手里攥着那本巡检日志，纸页的边缘被她捏出了褶皱。

方屿正坐在一楼的桌前喝浓茶。膝盖上缠着绷带，绷带是新的，白色的，在晨光下很显眼。

看到她冲进来，他把茶杯放下，没有问怎么了——他从她的表情里已经读到了答案。

“六百八十米。”苦玉把日志摊开在桌上，手指点着最后一行字，

指尖微微发抖，“树苗的根须到六百八十米了。”

方屿低头看着那行字。

“深层矿道末端校准点，树苗根须深度六百八十米。巡检员苦玉。”

字迹有些潦草，是在矿道里站着写的，但每一个数字都写得很清楚。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苦玉以为他睡着了。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她。

窗外矿道入口的方向，光河的河面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极淡的光。

那些曾经密布在河面上的金色光纹已经消失很久了，

但河面没有完全暗下去，还留着一层极淡的、暖白色的光，

像一个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呼吸之后终于屏住了气，但体温还在。

“明天陪我去医院。”方屿说。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苦玉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

她在这片矿区待了这么久，听他说过无数次“等这批数据采集完”

“等树苗的根再长十米”“等核心的信号稳定下来”。

她以为这次他也会说“等六百九十米再说”。

但他没有。

苦玉把培训手册从背包里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把那行字写了进去。

“新历九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树苗根须到达六百八十米。方屿明日赴磐石城手术。”

她写得很慢，每一个笔画都写得很用力，像是在刻字。

写完之后她把笔放下，抬头看着方屿的背影。

他的肩膀还是那么宽，背还是那么直，但她在矿区待了这么久，

已经能看出来他站着的姿势和以前不一样了——右腿承重更少，

身体微微向左倾斜，像是在把重量从那条旧伤上一点一点地挪开。

方屿转过身，走回桌前，把膝盖上的绷带解开。

那道旧伤疤又裂开了一点，渗了一点血，但不多。

他用手指摸了摸伤疤的边缘，疤痕很硬，像一条盘踞在膝盖上的蜈蚣。

这道伤疤跟了他很多年，从他在朱亚教会地下据点里第一次执行任务时留下的，

到他在老鸦岭矿道里独自巡检时反复裂开又愈合。

它像是他身体里最老的那根根须，扎得太深了，深到拔不出来。

但树苗的根还在往下长。他不能再等了。

张北望是傍晚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他从铁锈镇走过来，手里提着那瓶自己泡的药酒，站在观测站门口，

看着方屿坐在桌前整理数据，沉默了很久。

然后把药酒瓶放在桌上，在方屿对面坐下来。

“这次去，把手术做了。别跟上次一样，缝两针就回来。”

张北望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

他在观测站二楼写了那么多年的日志，早就习惯了用最少的字说最重的话。

方屿把数据单收进文件夹，抬头看着他。“这次不拖了。”

张北望盯着他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他没有再说“你这膝盖再拖就废了”之类的话，因为方屿已经说了不拖。

他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浓茶，喝了一口，茶凉了之后更苦了，但他没有皱眉。

郭大年拄着拐杖从档案馆走过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来。

他只是把手里的东西放在门槛上——一小包用油纸包着的草药，

纸包上用铅笔写着“敷膝盖，三天换一次”。

然后转身走了，拐杖敲在砂石路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越来越远。

苦玉把那包草药捡起来，放在方屿的桌上。

纸包不大，油纸已经有些旧了，但折得很整齐，边缘压得很平。

郭大年包药的习惯和他整理档案一样，每一个折角都对得整整齐齐。

方屿看着那包草药，没有说话。他把纸包拿起来，

放在背包最里面的夹层里，和那本姜颜承的旧笔记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方屿在观测日志里写了一行字。

“新历九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树苗根须到达六百八十米。

第三次选择进行中，融合度百分之七十八。

明日赴磐石城手术，观测站日常工作由苦玉暂代。”

写完之后他把笔放下，把日志合上，放在桌上。

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远处矿道入口的方向。

月光很亮，照在矿渣堆上，把那些灰白色的碎石染成银白色。

苗圃里那棵分株苗的淡绿色光从窗口透出来，和月光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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