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尘发来的地址在城北郊区，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我从城中村出发，换了两趟公交，又坐了一趟从市区开往郊县的中巴，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一条坑坑洼洼的水泥路尽头下了车。

下车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多，太阳已经很高了，但这个地方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泥土和腐烂植物混合的气味。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的农田，麦子已经抽穗了，绿油油的麦浪在风中起伏，一直延伸到远处灰蓝色的天际线。田间地头散落着几座低矮的农舍，红砖青瓦，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紫色的花朵在晨光中微微颤动。

叶尘在路边等我。他靠着一棵歪脖子槐树站着，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看到我从车上下来，把那根烟塞回了烟盒里。

“你来了。”他说。他的声音比昨晚平静了很多，但眼底有一层青黑色的阴影，显然也是一夜没睡。

“人在哪儿？”我问他，声音比我预想的要镇定。

叶尘朝前方努了努下巴：“往前走，过了那座桥，右手边第三家。老太太姓周，村里人都叫她周婆婆。我跟她说了你要来，她说可以见你，但有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

“第一，不能带那五百块钱进门。第二，你在她那儿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我皱了皱眉。不带钱进门我能理解，那钱有问题，她不想让那东西进她的屋子。但限时一个小时是什么意思？她在怕什么？怕我身上的东西在她的屋子里待太久会留下什么？

我没问出口。叶尘大概也不知道答案，他只是一个传话的人，一个帮我找到了线索的人。从昨晚到现在，他在电话那头听到的、看到的，大概已经足够让他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种全新的、不那么乐观的认识了。

“钱呢？”叶尘问。

我拍了拍裤兜，那卷钞票硬邦邦地硌着我的大腿，像是某种肿瘤，一个长在我身上、我无法割除的异物。

“带着呢，”我说，“你不让我带进门，我放在门口行不行？”

“你自己跟周婆婆商量。”叶尘说完，转身沿着土路朝桥的方向走去。

我跟在他后面，脚下的土路被太阳晒得发白，走起来尘土飞扬。路边有一片小水塘，水面平静得像一面墨绿色的镜子，水面上漂着几片荷叶，荷叶边缘卷曲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啃过。我下意识地偏过头，没有看那片水面。我不敢看，我怕在水面里看到的不是我自己的脸，或者是比没有脸更可怕的东西。

桥很短，一座石拱桥，桥面上的石板被踩得光滑发亮，桥栏上长满了青苔。桥下的水很浅，能看到河床上圆滚滚的鹅卵石，石头缝隙里有小鱼在游，银白色的身影在清澈的水中一闪一闪的。

过了桥，右手边第三家。院门是两扇木门，漆成黑色，门环是铜的，被磨得锃亮。院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密密麻麻的叶子把整面墙遮得严严实实，只有门楣上方露出一小块白墙，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一个小小的“福”字。

叶尘上前敲门。他敲门的方式很特别，不是用手掌拍，而是用指节叩了三下，停顿了两秒，又叩了两下，像是什么暗号。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她比我想象的要矮，要瘦，要老。她的背有些驼，穿着一件靛蓝色的斜襟上衣，黑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手工做的布鞋。她的头发全白了，但不是那种有光泽的银白色，而是一种干燥的、像枯草一样的白色，稀稀疏疏地贴在头皮上。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每一道皱纹都像是被岁月用刀刻上去的，深深的，密密的，从额头到眼角到嘴角到下巴，没有任何一处皮肤是平整的。

但她的眼睛和她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双眼睛是黑色的，很深很深的黑色，像两口没有底的井。井水是静止的，没有任何波纹，没有任何反射，就那么直直地、空空洞洞地看着我，像是在看我，又像是穿透了我，在看站在我身后、我肩头、我头顶的什么东西。

我忽然意识到，她不是在看我。她在看我带在身上的那个东西。那个我不知道、看不见、但确确实实附着在我身上的东西。

“进来吧。”周婆婆的声音沙哑而干涩，像是风干的树皮在相互摩擦。她说完就转身进了院子，没有多看我一眼，也没有跟叶尘打招呼。

我和叶尘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

院子不大，方方正正的，青砖铺地，砖缝里长着青苔。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树冠遮出一大片阴凉，树下的石桌上放着一个搪瓷茶缸，茶缸上的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院子的一角有一个鸡笼，几只老母鸡在笼子里咕咕地叫，偶尔扑棱一下翅膀，扬起一小片灰尘。

周婆婆在石榴树下的藤椅上坐下了，指了指对面的一个小马扎：“坐吧。”

我坐下来的时候，膝盖几乎顶到了她的膝盖。这个距离太近了，近到我能闻到她身上的气味——不是老年人常有的那种气味，而是一种混合了草药、泥土和陈旧木头的气息，像是推开了一扇很久没有人打开过的老屋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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