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提前了二十分钟出门。

到公司的时候八点二十分，电梯口只有五六个人。我排在队伍里，默默戴上耳机，隔绝外界的声音。

电梯来得很快，我跟着前面的人走进去，这次人不多，正好装满，没有超载。门关上的瞬间，我松了一口气。

但松下来的那口气很快就变成了另一种沉重。

我发现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开始不由自主地观察电梯。不是观察电梯本身，而是观察电梯里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谁先上，谁后上，谁主动让，谁死守不动。

周三下午，我去十七楼送文件，回程时电梯里只有三个人：我，一个穿灰色Polo衫的中年男人，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孩。电梯在十楼停了，门打开，外面站着两个抱纸箱的女人，看起来是要搬东西下楼。

麻烦往里挪挪。其中一个说。

我往后退了一步，Polo衫男纹丝不动。两个女人挤了进来，电梯刚好满载。门刚合上，Polo衫男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声音很大：喂，李总，我马上到，电梯里信号不好……

到了六楼，我和眼镜女孩一起下了。门关上的瞬间，我听见Polo衫男还在讲电话，而那两个抱纸箱的女人缩在角落里，纸箱挡着她们的脸。

周五早晨，又是高峰期。这次电梯里十六个人，三男十三女。超载提示音响了，一个穿运动鞋的年轻男人主动退了出去。电梯门关上，里面一片安静。

看看人家，有人小声说，男人就是大气。

我没有说话，但心里有个声音在问：如果那个男人没退呢？如果电梯里全是女人呢？

这些问题像钩子一样挂在我脑子里，每天上下班的时候都会冒出来。我开始在网上搜索配得感全女电梯女性竞争这些关键词，看到很多文章和讨论，有人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有人说是教育问题，有人说是天性使然。

但没人告诉我，那天电梯里的十九个女人，在门关上之后，她们想了什么。

周日晚上，晓晴约我去看电影。散场后我们在地铁站分别，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经过那栋办公楼的时候，我停下来抬头看。

六楼的灯还亮着。是哪个部门在加班？有人在等电梯吗？还是已经走了？

我掏出手机，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那天群里的照片。十九张女人的脸，我一个个看过去，忽然发现了一个细节。

右上角那个穿粉色开衫的女人，眼睛是闭着的。

她在忍。

忍受超载提示音的聒噪，忍受身边人胳膊肘的挤压，忍受空气中弥漫的汗味和香水味混合的怪味，忍受十九个人之间那种无声的角力。她没有看我，因为她闭着眼，但我能从她微微蹙起的眉毛里读出一种近乎悲壮的情绪。

她也在等一个傻瓜。

但如果没人当傻瓜呢？她会不会成为那个傻瓜？在最后一秒，在所有人濒临崩溃的前一秒，她会不会像我一样推开人群冲出去？

咔嗒。

我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是保安老周，他拿着手电筒，警惕地看着我。

小姑娘，这么晚了在这儿干嘛？

没事，我收起手机，路过。

我快步走开了。走出十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矗立在夜色里，玻璃幕墙反射着路灯的光，像一面巨大的镜子。

镜子里面有什么？

二十个女人。

十九个留在了电梯里，一个逃了出来。

而我逃出来之后，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并没有更好。我被扣了工资，被主管用目光审判，被同事私下议论。我成了那个受不了的人，那个心理素质不行的人，那个配得感太低的人。

但最让我恐惧的是，我开始怀疑：如果重来一次，我还会不会下去？

如果重来一次，我能不能忍到最后？变成那十九个中的一个，紧闭双眼，等待另一个傻瓜的诞生？

周一早上，我又回到了电梯口。

这次排队的人特别多，队伍拐了个弯，一直排到大厅门口。我站在队伍中间，前后左右都是女人。

前面是个穿墨绿色裙子的姑娘，手里捏着早餐三明治，一边排队一边小口小口地啃。后面是个胖胖的阿姨，挎着菜篮子一样的布包，里面露出半截文件夹。

电梯来了一趟，装了十五个人，超载，没人下去，僵持了四十秒，最后还是最外面一个穿运动服的女人退了出来。她退出来的时候脸色铁青，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没人听清。

第二趟电梯来的时候，我前面那个墨绿色裙子的姑娘上去了，我往前进了一步，眼看就能挤进去，超载提示音又响了。

这次是我站在最外面。

提示音响了五声，七声，十声。

电梯里的人看着我。那眼神我太熟悉了，期待，焦灼，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鄙夷。

快点儿啊！有人喊。

我攥紧了拳头。

下去，还是不下去？

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又输了，又当了一次傻瓜，又一次承认自己的时间不如别人的值钱。不下呢？不下就耗着，耗到有人崩溃，耗到有人像我上次一样被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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