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晓契约律法的阿摩利知识分子、书记员、基层官吏被吸纳进入新王朝行政体系，依靠自身手艺与文字技能维持生计，普通阿摩利自由民大多沦为王室、神庙佃农，或是小土地私有耕种者，少数贫困者落入债务奴隶制之中，加喜特人为稳固统治主动承袭古巴比伦原有宗教体系，继续尊马尔杜克为巴比伦主神，沿用楔形文字书写行政文书与商业契约，《汉谟拉比法典》所确立的商业借贷、土地买卖、婚姻继承规则依旧在民间通行，这就让阿摩利人的底层民俗、生活习惯短暂得以保留，但加喜特贵族阶层牢牢把控军政最高权力，加喜特语成为王室内部交流用语，原本阿摩利方言的使用场景不断收缩，仅在乡村普通民众日常口语之中零星留存。
几代人之后，很多阿摩利家庭的孩童自幼便学习通用阿卡德语，原生阿摩利部族语言不再作为家庭通用语言代代传递，族群最核心的语言纽带率先出现松动，加喜特王朝存续将近四百年，期间两河流域整体环境相对安稳，长途商贸再度复苏，巴比伦依旧是区域商贸中转站，不同族群持续在这片土地混居，苏美尔遗民此时早已彻底丧失族群独立性，苏美尔语仅留存于神庙祭祀祷文、古老史诗抄写的书面语境之中，日常口语完全消亡，阿卡德语成为整个两河流域通用口语，阿摩利人彻底失去独立族群辨识度，慢慢消融在阿卡德语使用者的人口大盘之中，只能算作前朝遗民，不再具备古巴比伦统治族群的社会标签。
公元前 1155 年，东部埃兰王国大举西进攻破巴比伦，加喜特王朝覆灭，埃兰人短暂劫掠之后无力长期管控两河腹地，两河流域再度陷入数十年城邦分裂混战格局，北部亚述城邦借着乱世持续扩张势力，逐步完成内部整合，亚述人属于北部分支闪米特族群，长期定居底格里斯河上游，依托山地防御优势形成强悍尚武的军事文明，从公元前十世纪开始，亚述开启持续数百年对外扩张浪潮，公元前 9 世纪至公元前 7 世纪迎来亚述帝国全盛时代，亚述军队先后征服整个两河中下游、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北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广袤土地，巴比伦城数次遭到亚述军队攻占，时而直接划归亚述行省管辖，时而扶持傀儡附庸国王代管，留在巴比伦故地的原古巴比伦系居民，全部被纳入亚述帝国行省户籍管理体系，承担赋税、徭役、兵役，大量底层民众被亚述统治者强制迁徙调配。
一部分人口被迁往北部亚述本土充当劳工、农奴，一部分被遣往西部叙利亚边境开垦荒地，人口打散迁徙进一步加速残存阿摩利后裔的族群消解，原本聚居群落被拆分打散，跨族群通婚变得愈发普遍，阿卡德语内部逐步分化出亚述方言与巴比伦方言两大分支，巴比伦方言仅在两河南部民间流通，原生阿摩利词汇、语法特征不断被稀释。
此时社会层面已经没有任何人以 “古巴比伦人” 自居，民众身份划分只剩下巴比伦城居民、南部苏美尔旧地居民、亚述居民等地域概念，古老古巴比伦族群的血缘与身份认同基本宣告解体消亡，这是古巴比伦人这个族群概念实质性走向终结的关键阶段，往后漫长岁月里，只会存在巴比伦地域居民，不再存在独立族群意义上的古巴比伦人。
公元前 612 年，迦勒底人联合米底人攻破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盛极一时的亚述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原本长期定居两河下游、同样属于闪米特语族分支的迦勒底人领袖那波帕拉萨尔占据巴比伦城建立新巴比伦王国，时间公元前 626 年至公元前 539 年，也就是后世耳熟能详的新巴比伦时代，那波帕拉萨尔之子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期间迎来王朝顶峰，大规模重建巴比伦城池，修筑宏伟环城城墙、重建马尔杜克神庙与巴别塔雏形宫殿，传说中的空中花园也修建于这一时期。
新巴比伦王国统治阶层以迦勒底人为核心，境内居民构成极为繁杂，包含早已同化的阿摩利后裔、阿卡德人遗民、少量苏美尔文化遗存后裔、亚述战俘、叙利亚迁徙人口、犹太族群、阿拉米游牧移民，新巴比伦时期一个极为关键的民族演变趋势便是阿拉米人大规模涌入两河流域，阿拉米人是叙利亚草原游牧闪米特族群。
从公元前十二世纪便持续向西、向南迁徙，新巴比伦时代大量阿拉米人进入两河城乡从事商贸、手工业、农耕劳作，阿拉米语书写体系简便易用，字母文字相较于繁复楔形文字门槛极低，迅速在民间商贸往来、基层日常交流之中快速普及，楔形文字仅保留在神庙祭司、王室史官、专业书记员圈层内部使用，阿卡德语口语开始受到阿拉米语持续挤压，为后续两河流域主流语言更替埋下伏笔。
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犹太王国之后，将大量犹太民众强制迁徙至巴比伦周边定居，史称巴比伦之囚，犹太人在两河下游形成稳定聚居社群，成为这片土地全新的常住民族构成之一，新巴比伦王国境内再也找不到可以界定为古巴比伦人的专属群体，千年之前阿摩利人建立古巴比伦王国的族群记忆，仅仅留存于神庙泥板古籍与史诗文献之内，仅作为历史过往被少数知识阶层知晓，普通民众完全没有相关族群认同。
公元前 539 年，波斯帝国开国君主居鲁士二世率军攻入巴比伦城，新巴比伦王国未经激烈抵抗便宣告投降，整个两河流域彻底并入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国版图，成为波斯帝国下辖五大行省之一，定名巴比伦尼亚行省，波斯人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族群，来自伊朗高原，作为外来统治阶层凌驾于原有本土各族之上，波斯帝国推行相对包容的民族治理政策，没有强制消灭本土民俗与信仰，允许巴比伦本土宗教祭祀正常开展，尊重当地商业契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