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斯坦霍尔特如期而至，比约定时间早了两个时辰。

侍从进来通报的时候，她正在看另一份折子，关于广州港扩建的预算，密密麻麻的数字压了整整三页。

“早了，”她没抬头，把那折子往旁边一搁，“让他进来。”

斯坦霍尔特走进来的时候，她注意到他身后只跟了一个副官，不是三日前那个阵仗，五人随行，文书箱抬了两只。

今天，一只箱子，一个人。

她心里有了数。

“太后，”他在对面坐下，没有绕弯子，把一份文书直接推过来，“东南沿岸通行权，我方接受您的条款框架，但有一点需要明确：令牌发放的周期与数量，希望写入附约，而非留给单方解释。”

她拿起文书，扫了一遍。

合理。

这是他能争到的最后一块地方，再不争，回去没法交代。她把文书放下，没有急着说话，给他一点等待的时间。

等待本身也是谈判。

“令牌配额，”她说，“按年核定，首年试行期间，发放数不超过二十牌，第二年起根据前一年实际使用情况浮动调整，上限由双方共议，写入附约，没问题。”

斯坦霍尔特的手指在桌上轻点了一下，不是敲，就是那么搭着，想了两秒。

“上限调整的触发条件，”他说，“需要量化，不能只写'共议'。”

她看他一眼，“你想写什么。”

“使用率超过八成，自动启动增量谈判。”

她想了一下，“七成五。”

“八成。”

“七成五，”她再说一遍，语气没有任何变化，“这是折中后的数，没有下一个数字。”

他顿了一顿，点头，“七成五，写入附约。”

这条，落了。

接下来是通行路线的报备时限，争了大概一炷香，他想要提前五日，她给七日，最后卡在了六日。

然后是异常船只的处置程序。

这一条他没再争，态度意外地平，把她起草的那份处置细则看了一遍，只提出把“击沉”二字改成“依规扣押”。

她同意了。

扣押和击沉，对大胤的实际操作影响不大，但落在纸面上，他们那边能好听一点。

她不需要在这种地方为难人。

文书一页页翻过去，窗外的光从正午偏到了午后，侍从换过两轮茶，她喝了半盏，对面那位几乎没动过杯子。

最后一页，通行权总则。

斯坦霍尔特拿起笔，在末尾落了签字，把文书推过来。

她接过来，看了一遍，没有挑剔，提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就这样。

她把笔放下，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某种东西收紧，然后松开了。

整整一个月。

从最初那份措辞强硬、几乎是最后通牒式的《泉州条约》修订草案，到今天这份——她在心里把两份东西过了一遍，没有完全的赢，但已经比一个月前任何人能想象的都要好。

停靠配额收回来了，通行权有了实质约束，东南沿岸不再是谁都能随意游弋的水域，而是大胤可以动真格管控的地方。

西方舰队，不会再越过那条线。

至少，这六年内不会。

“太后，”斯坦霍尔特把签好的副本收进箱子，站起来，看了她一眼，没有其他表情，只是看，“您是个难对付的人。”

“谢，”她说，“您也是。”

他停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是这一个月里他第一次真正笑起来，不宽，但是真的，“那是，当然。”

他走出去，脚步稳，没有回头。

侍从把文书箱收好，副官在外头候着。她听到驿馆廊下靴声渐渐远了，消在了风声里。

她就坐在那里，把那摞文书看了一眼，今天签出去的，明日还要抄一式三份，一份送回京，一份存泉州府，一份留驿馆备档。

手续要走完，事情才算真的落地。

她起身，绕过桌子，走到窗边，推开那扇半合的窗。

海还是那片海，看不出任何变化，浑浊，辽阔，灰蓝色的水面在午后的日头下泛光，几艘渔船从远处慢慢漂过来，帆是旧的，被风撑开，像一块破布。

她站在那里，想起一年前，不，更早，五六年前，东南沿岸第一次出现洋船大规模停靠泉州港的奏报，是兵部的折子，措辞保守，说“或有贸易之意，不宜轻动”。

当时没有人觉得这会成为一个需要太后亲赴沿海谈判的问题。

现在，她站在这个驿馆的窗边，口袋里揣着一份刚刚落了双方签字的新约。

时移世易。

她不觉得自己赢了，赢这个字太大，也太短视。一纸条约约束的是当下，六年后还要再谈，对方的舰队还在，利益的博弈不会停，她只是在这一个月里，把大胤能争的那一部分争到手了。

仅此而已。

海鸟从窗外飞过，叫声很短，被风扯散。

她把窗重新半合上，回到桌边，把今天签出去的文书再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让侍从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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