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向河渠的技术服务获得了成功，正沉浸在喜悦中的时候，法院却寄来了传票，定于5月8日在临江法庭审理滨江镇经管办诉讼他欠债不还一案。

起诉书副本早在4 月份就受到了，他没有将其当成多大的事儿。身负几十万元巨债，他早将相关法律法规学了几遍，差不多了然于胸，并对如何应对作了规划。

总体上讲他所背负的债务，除妹妹的外，全用在企业上，依情依理都应由企业承担。关键的问题是除三家债主另有说法外，其他债主都是亲友。企业这种状况根本无法归还亲友们的债务，尽管九六年前他只是个会计，所有借据都是他签的名，不过如果援引《民法通则》中的关于“企业法人对它的法人代表及其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他还是有话可说的，但没去说。因为企业的性质从实质上讲有个人挂集体名的意思，不纯脆是集体性质，说了也不等于有效。再说了，企业的这种状况，亲友的债让企业怎么承担？所以他没在这方面动大脑筋和花钱请律师。

他是这样规划的：凡亲友（顾荣华除外）的债务，将在子女的帮助下尽全力尽早还清，决不会拖欠一分。

顾荣华的债务，从他端锅摘门事件发生后，曾去顾家明确说请顾荣华代借的吴绵华、沈兰英的一万八千将努力挣钱归还；顾荣华自己的六万九千还不起，也不还。因为顾荣华是托他以他的名义投资的，不是借款，要钱找厂里要，他的钱都在帐上。

奇怪的是顾荣华这一天竟没有发火，说的是“你将来发了财也不还，发了百万大财也不还？”向河渠说：“说什么梦话，百万大财，冥票哇。”顾荣华说：“这也说不定的，要是发了百万大财呢？”向河渠说：“真有百万，这七八万也算不了什么了。”

自此一说就没再登门要过债，为什么？向河渠弄不清，也不去问。

至于信用社、经管办的，属不公正合同强加在他头上的，自然不打算还，不过也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上法庭，是败诉，但他不怕。因为即便是原告申请强制执行，他除基本生活所需物资外，没有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而执行条例规定是必须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在看得见的年代里，能还清应还的债务就是天大的好事，还有余财供执行庭执行？根本不可能。所以虽接起诉书副本，并没有将其当成多大的事儿。

话说回来，虽不把它当成多大的事儿，也毕竟是事儿，答辩还是要答辩的。法上赢不了，理上不能输，冤屈应当诉。为让本村的乡亲知道事情的真相，他将原大队支书庞卫红请来作某一方面的证人出庭。

5月8日这一天向河渠与庞支书提前来到法院，他们早，经管办的人比他们还要早，他们是开车来的。

“哟，庞支书，你也来啦。”法律服务所所长徐远志说。庞卫红跟经管办的吴国牡、陈学建还有徐远志一一握手，说：“老向在这件事上是吃亏上当的，责任全归他是不公正的，我来想说说我知道的情况和想法。”陈学建说：“对老向遭遇大家都清楚，问题在于他签了名，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

徐远志插话说：“合同不公正是不错，但你没在法律规定期限内申诉，不公正也得接受。”陈学建说：“单位上考虑过这是个特殊情况，因而并没有采取一些对他人采用过的手段，前些时讨论后觉得久拖也不是个办法，只有起诉才能解决问题。”

庞卫红说：“关键他没钱啊。”陈学建说：“正因为他没钱才起诉。起诉等于没起诉，判了没钱还，法庭也没办法，叫我们基金会有什么办法？帐不就抹去了？”吴国牡说：“为不牵连何宝泉，我还写了‘因工作关系担保，不承担连带责任’的条子。起诉后不硬追，这事不就糊里糊涂地过去了？”向河渠说：“我理解，更感谢你写的那张条子。”

徐远志说：“感谢就凭嘴上说说？今天中午你得请客。”向河渠说：“不管怎么说总是我连累了大家，中午我请客，只是----”话没说完，时间到了，大家涌入了法庭。

在审理过程中轮到向河渠发言时，他站起来展开了他的答辩。他分“欠款的缘来”“没能清偿的原因”和“不应由我个人偿还的理由”作了答辩。在欠款的缘来中他告诉大家：贷款是前任承包人包国平鉴于以单位名义借不到贷款而转请其舅舅，也就是时任沿江乡党委书记钱海涛担保借来的，用于企业添置设备和充实流动资金。由于企业亏损加上包国平监守自盗将产品偷运到常州销售，致使矛盾激化，钱海涛为保其外甥过关，于1995年2月15日授意了一份极不公正的合同，将亏损全归继任人承担，动员他签字，并指令乡工业公司经理和企业主管分别代他作了担保人，债务就这样转到他这个后任的负责人头上。

至于未能清偿的原因，在归纳前他叙述了事情的简单经过，说钱书记在动员他接包国平的摊子时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会支持你的，不要担心。”到潘家建分厂前请示党委，钱海涛同意与外乡联合，建生产线前请示信用社、经管办的负责人，都表示“设备投资不可能支持，流动资金可在设备安装结束后，在20万范围内给予扶持。”九六年五月乡政府谢副乡长一行视察了潘家生产线建设现状后，在油厂领导的宴会上当众表示财政上将经给予二十万的扶持，七月底前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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