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份候勘回牍，正文一字不差。

第一份左下角有一个针眼，第二份纸心夹着一根青丝，第三份右上角被骨刀压过半月形凹痕。

每道暗记都不影响封泥。针眼原是纸坊抄帘留下的旧孔，青丝夹在两层纸浆之间，半月凹痕则像裁纸时的寻常磕碰。若不先知道位置，拆牍的人也不会留意。

它们不在同一处发出。

河工署的驿使在文书院南值房领牍；监粮使司的人去度支驿舍；捧御前口谕而来的内使，则依原路回内奏房。

救急明牍已在他们之前出城。那三骑只写迁民移船，不写开闸，也没有把查谁的任务夹在百姓性命里。

入夜后，前两份候勘回牍依次出了宫。

河工署一路由南门出，验牍人记下针眼；监粮使司一路绕度支驿舍，青丝仍在。两处都有正常开验，也都按簿写明时辰。

第三份迟迟没有记入出宫簿。

捧牍内使在内奏房东廊被留了一刻钟。出来时封泥完好，匣中却只剩一叠空纸。真正的回牍从后窗送出，藏进一辆运炭车底。

运炭车没有走内奏房常用的东华门，而是借尚食局夜间补炭的木牌转往西夹道。宫正司的人不熟六尚杂役路线，险些在两条夹巷间跟丢，临时把木牌摹样送进东偏院。

念一只看了一眼，便指出牌角那道三角缺口属于三年前废掉的旧牌式。

“新牌怕沾灶灰，角上包铜。这个没有。”她说，“持牌的人不敢走有验牌铜模的西顺门，只能从安业坊小门出去。”

宫正司的人改守安业坊，果然在宵禁前扣下接物者。车底回牍尚未拆开，右上角的半月凹痕却被人用指甲重重刮过，显然已经确认过是哪一路。

那人腰间带着肃王府长史司旧牌。靴底夹层里还有一张孟元吉的短纸：

【三令若并至，取内奏一牍送金明驿。余者不问。】

末尾是一枚“元”字小押。

孟元吉自第七页事发便留在刑司西廨候问，却不是断绝内外的死牢。案子尚未定，他每三日可收一次换洗衣物与王府账册，也可令家人补交供据。宫正司回查递送簿，发现这张短纸就在前日夹进退回的旧账封皮，由一名长史司随从带出。

看守没有替他改文书，只是按旧例没有拆一份“退回原主”的账。又是一处人人都觉得不必多看的缝。

这证明孟元吉的人在截看内奏房一路文书，也证明他知道三道手令会一同抵京。

却还不能证明，这道短纸是赵玠所授。

“肃王知道么？”问案女官问。

接物者只管摇头：“小的只见孟长史。长史说，经过内奏房的回牍最管用，它若平安送到金明驿，地方就会继续等；若在路上丢了，也可说是河工署的人截了御前文书。”

一边能拖延，一边能追责。这是孟元吉给自己留的两条路。

接物者还供出，金明驿有两套预备说辞。若内奏房回牍平安到达，便以御前仍命候勘为由压住河工急报；若回牍中途被截，就把丢失御前文书的罪推给先行的河工驿使，令地方更不敢擅动。

他不知道河堤是否真会决。孟元吉给他的赏钱按“拖过三日”结算，仿佛水也会照着账期走。

苏令仪没有因长史司的牌就把一切算到赵玠头上。

“内奏房为何帮他换出回牍？”她问。

内奏房书吏陈秉被连夜提来。

他说，第三道口谕并非由他亲耳听见。皇帝高热那日，内侍高让拿来一张两寸宽的黄纸，上面只有“候勘”“勿惊民”几字。高让称是肃王在榻前听来的圣意，让他依旧例誊成完整手令。

“黄纸在何处？”

“誊完便焚了。”

“小玺是谁盖的？”

陈秉额上见汗：“高内使。”

“用印簿为何只写‘河事一件’？”

“口谕向来不录全文。”

“向来不录，还是这一回没录？”

宫正司调来前后三个月的内奏用印簿。二十七道病中口谕里，二十四道写有传授者与两名见证；另三道只记事项，其中两道都是高让传来，一道是赏药，一道便是金水河事。

高让并非不懂旧例。他只在无法补齐见证时，改用了最短的记法。

“你可曾见肃王？”

“没有。”

内奏房把一句没有经手、没有见证的“候勘”，扩成了停迁、停闸。后来再有人截看回牍，只需拿出王府旧牌，便能从这条本就没有落名的线上接过去。

每个人都只多做了一点。

高让多传了几个字，陈秉多补了一段旧例，孟元吉只截一份回牍，监粮使司也只是再等一道复示。

合在一处，便可以让两县百姓继续留在堤下。

陈秉听到这里，忽然替自己辩道：“‘勿惊民’若不写成不许迁动，还能是什么意思？”

苏令仪把初二的河工急报推给他：“也可以是不敲锣驱赶、不封村搜人，先开祠堂和高地仓房，让愿走的人自行避险。你选了最重的一种意思，却没在手令上留下这是你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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