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恩泽盯着楼梯下方的男人。

周永昌说自己是周永昌。但他穿的鞋，是周茂才穿过的款式。

“周茂才七九年死了。”宋恩泽说。

“车祸。卡车从后面撞的。”周永昌把手电筒关了。档案楼一层重新暗下来，只剩通道口渗进来的光。“你查过我父亲的死。”

“查过。”

“查到什么？”

“卡车司机跑了。没找到。”

周永昌往前走了一步。他的右脚确实比左脚慢。不是受伤。是习惯。常年在码头搬货的人，右脚会先试地面再落步。

“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在香江。收到消息回来，人已经入棺了。”

“谁通知你的？”

“高德胜。”

“他怎么说？”

“说我父亲喝了酒，走路不稳。”

沈清辞在旁边插了一句：“仓库保管员下班喝酒，第二天还能上工？”

周永昌看她。“你是管账的？”

“你怎么知道？”

“你进来以后一直在数墙上的档案柜。”

沈清辞把手放下来。她确实数了。档案楼一层，十二个铁柜，六个有锁，六个没锁。

宋恩泽问：“你父亲真的是车祸死的？”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还每年祭他？”

周永昌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信封。

“信封是我从林耀华的铁柜里拿出来的。”

宋恩泽没碰。

“你有钥匙？”

“没有。”

“怎么打开？”

“撬的。”

“省纪委档案室的铁柜，你撬？”

“今晚省厅乱。你在医院闹了一场，李建国在查假调令，林耀华的人去了医院，高德胜的人守后门。没人盯纪委。”

宋恩泽盘算。周永昌趁乱进了纪委档案室。说明他早就知道铁柜的位置。也知道今晚所有人都会被吸引到省厅和医院。

他不是临时行动。他等了很久。

“你为什么把信封给我？”

周永昌走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他坐下来的动作不快，把手放在膝盖上。

“高德胜和林耀华用走私的钱养了我二十年。每年两笔，十五万。”

“我知道。恒昌船务。”

“后来汇款停了。”

“什么时候？”

“去年。”

沈清辞翻了一页账本。“去年恒昌船务注销了。”

周永昌看她。“你连这个都查过？”

“工商资料，一百港币。”

宋恩泽问：“汇款停了以后呢？”

“高德胜让我继续帮他做事。山本的技术，代工的账，还有盯你。”

“盯我多久了？”

“你回深城第一天。”

宋恩泽想起许良提过的事。工厂刚开工时，对面巷口停着一辆面包车，连停三天。第四天消失了。

“面包车是你的？”

“借的。”

“你在车里坐了三天？”

“我不坐。我让周庆坐。”

“他坐三天不累？”

“一天八十块。他坐得很开心。”

沈清辞记了一笔。“八十块一天，三天两百四。比雇保安便宜。”

宋恩泽没理她。他盯着地上的信封。

“你今天把信封交出来，高德胜不会放过你。”

“他已经不打算放过我了。”

“为什么？”

周永昌把右手抬起来。袖子滑下去，手腕上一道紫红色的淤痕，像被什么东西勒过。

“昨天。高德胜让人带我去南湖饭店。不是今天那一次。是昨天下午。他问我，何志远偷走的东西里，有没有我的账。”

“你怎么说？”

“我说没有。”

“他信了？”

“他让人勒了我一分钟。”

沈清辞看着那道淤痕。“一分钟不会死。”

“差两秒。”

宋恩泽不打算在这件事上耽搁。周永昌来送信封，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他被高德胜抛弃了。二十年的合作，汇款停了，人也要灭口。周永昌选了一条路——把手里能用的东西交给对家。

“杜文斌呢？”宋恩泽问。

周永昌抬头看了一眼楼梯。“二楼。”

“谁带上去的？”

“高德胜的人。三个。”

“你在楼下等，他们在楼上。你不是一路的。”

“今晚不是。”

宋恩泽往楼梯口走了两步。上面没有声音。

“他们要杜文斌做什么？”

“签一份声明。说七二年的案卷没有被换过。所有材料完整无缺。”

“杜文斌会签？”

“他签了二十年。每隔三年，高德胜就让他签一次。”

沈清辞问：“签完呢？”

周永昌看着她。“前面六个签过的人，都在名单上。名字都被划掉了。”

宋恩泽记起刘海东那份名单。七个人，前六个被划掉。只剩陈国栋。

“陈国栋已经死了。杜文斌要是签了，也会被划掉。”

“所以你要快。”

宋恩泽把信封从地上拿起来。信封纸发脆，右下角的拇指印清清楚楚。半个拇指。何志远的母亲何淑云在遗书背面画过的那个图。

他把信封交给沈清辞。

“收好。”

沈清辞没用手直接碰。她从账本里撕了一页白纸，把信封夹在中间，放进包里。

“指纹怕汗。”

宋恩泽看向老齐。

“上去。”

老齐没问为什么。他走到楼梯口，探了一下头。

“楼梯灯关着。二楼走廊有光。”

宋恩泽回头看沈清辞。

“你在下面。”

“我知道。”

“信封比我重要。”

“我也知道。”

宋恩泽和老齐上了楼梯。楼梯是水磨石的，走起来有回声。两个人踩着墙根，尽量不出声。

二楼走廊尽头，有一间房亮着灯。门开着一条缝。

里面有人说话。声音压得很低。

“……签完这页，你可以回去了。”

“我不签。”

“杜科长，你签了六次了。”

“这次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宋长明的儿子回来了。”

里面安静了几秒。

“他回来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要是查到案卷，我签的东西就是假证。七二年的案卷是两份。我亲手入的档。一份写因公殉职。一份写内部人员谋杀。第二份被人拿走了。”

“谁拿走的？”

“你们自己人。”

一声响。桌子被拍了。

“杜文斌，你在这坐了二十年。每三年签一次，签一次拿五千块。一共拿了多少，自己算。”

“三万。”旁边传来另一个声音，“六次，每次五千。”

宋恩泽停住脚。

这个声音他听过。

不是高德胜。不是林耀华。

是今天下午在电话里让他去南湖饭店的那个人。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判断。

老齐蹲在走廊墙角，朝他比了个手势。三个人。一个坐着，两个站着。

宋恩泽退回楼梯口。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一毛钱。

他把硬币弹向走廊另一端。硬币落在水磨石地面上，弹了两下。

房间里的人停了。

“什么声音？”

一个人走出来。宋恩泽贴在墙角不动。那人朝走廊另一端走了几步。

老齐从背后抱住他，手捂住嘴。那人挣了一下。老齐的胳膊收紧。人软下去。

房间里第二个人探出头。“老赵？”

没人应。

宋恩泽从门边闪进去。房间不大。一张长桌。杜文斌坐在桌子这头。对面站着一个人。四十多岁，穿灰色夹克，左手按着桌上的一份文件。

杜文斌看见宋恩泽，眼睛眨了两下。

“你是谁？”灰夹克问。

宋恩泽没回答。他看桌上的文件。两页纸。第一页是声明。第二页是收款确认。

“五千块涨价了没有？”

灰夹克的手往腰后探。

宋恩泽抓起桌上的搪瓷缸——又是搪瓷缸——朝他扔过去。缸子砸在手臂上。灰夹克吃痛，掏出来的东西掉在地上。不是枪。是一把折叠刀。

老齐从门外进来，一脚踢开刀。

杜文斌站起来。他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手在抖。

“你是宋长明的儿子？”

“是。”

杜文斌看了他半天。

“你长得不像他。”

“我妈说我像她。”

“你妈说得对。”

宋恩泽把文件收起来。“走。”

杜文斌没动。“我走了，他们会找我家人。”

“你家人在哪？”

“老伴在省城。女儿在广州。”

“李建国会安排。”

“我不信公安。”

“你信谁？”

杜文斌看着他。“我信你爸。他死了。”

宋恩泽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那就信他儿子。走不走？”

杜文斌被拽着往外走。他的腿不抖了。

三人下楼。沈清辞站在通道口。看见杜文斌，她扫了一眼。

“鞋码四十二。走路内八字。膝盖不好。”

杜文斌愣了。“你怎么知道？”

“鞋底磨损不均匀。”

“你什么人？”

“会计。”

杜文斌看了看宋恩泽，又看沈清辞。“你们厂的会计都这样？”

“只有她这样。”

通道外，郑远山在车里等着。发动机没熄。

周永昌不见了。

宋恩泽看了看地面。刚才放信封的位置，多了一张纸条。

他捡起来。

“粤B-4088今晚去东角码头。船在十二点。”

沈清辞从他手里拿过纸条。

“东角码头。你爸出事的地方。”

宋恩泽把杜文斌推上车。

“老齐，开车。去东角码头。”

老齐发动引擎。车从家属院后门驶出。岗亭的警卫看了一眼，没有拦。

沈清辞坐在后座，把信封、文件和纸条分三个口袋装好。

“东角码头现在还有人用？”她问。

郑远山回头。“码头八五年就废了。只剩一个旧仓库。”

“谁的仓库？”

“没有产权。以前是民兵的。”

杜文斌听见“民兵”两个字，手又开始抖。

沈清辞递给他一颗糖。“吃。”

“我不吃糖。”

“你手抖。糖能补血糖。”

“我手抖是因为害怕。”

“害怕也得吃。免得到了地方站不稳。”

杜文斌接过糖，没拆。他把糖攥在手心里。

车开了二十分钟。省城夜里的路不堵。老齐把车灯调暗，沿着北江路往东。

东角码头在城东。七十年代是内河货运码头，八十年代初停了。周围没有路灯，只有废弃仓库和一片荒地。

车停在码头入口五百米外。

老齐熄了灯。

“前面有车。”

宋恩泽往前看。码头入口处停着一辆桑塔纳。车灯灭了。驾驶位有人影。

“粤B-4088。”沈清辞念出车牌。

林耀华的车。

码头仓库方向有光。不是灯。是手电。至少两束。

宋恩泽打开车门。

“你们在这等。”

“又是一个人？”沈清辞问。

“杜文斌和郑远山不能露面。你拿着信封。老齐看车。”

“那你去做什么？”

“看看谁在十二点坐船。”

沈清辞没再说话。她把车窗摇下一条缝，耳朵贴上去。

码头方向传来水声。有船。

宋恩泽沿着围墙走。废弃码头的围墙塌了一半，砖头散在地上。他踩着碎砖，绕到仓库侧面。

仓库门开着。里面有三个人。

一个人站在门口，背对外面。另外两个蹲在角落，面前放着几只铁皮箱。

箱子上有字。宋恩泽看不清。

他往前挪了两步。脚下的砖头响了一声。

门口的人转身。

手电筒照过来。

宋恩泽没躲。

光打在他脸上。

“宋恩泽？”

说话的人他不认识。四十多岁，穿军绿色外套，左脸有一道旧疤。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

“周永昌告诉我。”

疤脸男人把手电筒移开。“那个叛徒。”

“他叛谁的？”

“叛高处长的。”

角落里蹲着的两个人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手里拿着东西。宋恩泽看了一眼。

不是武器。是一本旧账簿。

“铁箱里是什么？”宋恩泽问。

“不关你事。”

“高德胜让你们搬东西？”

疤脸男人没答。他朝角落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开始把铁箱往门外搬。

宋恩泽挡在门口。

“搬走的东西里，有没有一份案卷？”

疤脸男人停住。

“什么案卷？”

“七二年十月。宋长明。”

疤脸男人的手电筒往下垂了一点。

“你别多管。”

“案卷在哪个箱子里？”

“我不知道。”

“你在帮高德胜转移证据。今晚的船去哪？”

疤脸男人盯着他。“你管不了。”

码头方向传来汽笛声。船到了。

宋恩泽没有退。两个搬箱子的人把铁箱放在地上，看着疤脸男人。

“动手？”其中一个问。

疤脸男人犹豫了。宋恩泽只有一个人。但他来了，说明后面还有人。周永昌能把消息递出去，说明高德胜的人里已经有人反水。

“不动。”疤脸男人说，“搬完走。”

宋恩泽没有让路。

“案卷给我。其他的你搬走。”

“凭什么？”

“凭那份案卷对高德胜没有用。他要销毁的是走私账。案卷是副产品。你拿去交差，他也不会问。”

疤脸男人盘算了几秒。走私账才是高德胜的命根子。案卷这种东西，带在身上反而是祸。

他从第二只铁箱里翻了翻。拿出一只黄色的牛皮纸袋。纸袋很薄，里面只有几页纸。

“这个。”

宋恩泽接过。纸袋封口已经被拆过。里面是三页纸。

第一页。案件编号。日期。宋长明。

第二页。现场勘查记录。

第三页。结论。

结论一栏只写了四个字。

“因公殉职。”

没有第二份。

“另一份呢？”宋恩泽问。

“什么另一份？”

“写‘内部人员谋杀’的那份。”

疤脸男人的脸变了。

“没有第二份。”

“杜文斌说有。”

“杜文斌疯了。”

码头上的汽笛又响了一声。更急。船不等人。

两个人扛起铁箱就跑。疤脸男人看了宋恩泽一眼，转身跟着走了。

宋恩泽站在空仓库里。手里拿着三页纸。

第二份案卷不在箱子里。

高德胜要么已经销毁了，要么从来没放在这里。

他把纸袋折好，往回走。

车还停在原处。沈清辞站在车外。

“拿到了？”

“一半。”

“哪一半？”

“因公殉职的那份。另一份没有。”

沈清辞接过纸袋，翻了翻。

“第二页有问题。”

“什么问题？”

“现场勘查记录里写，死者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但纸条内容没有附录。”

宋恩泽拿回来看。

确实。第二页最后一行写着：“死者左上衣口袋内发现纸条一张，已封存。”

没有编号。没有内容。没有去向。

林耀华在南湖饭店说的那句话又浮出来。

“你父亲口袋里拿走的东西，不是信。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名字。”

刘海东。

纸条上写的是刘海东。

宋长明死前，把一个名字放在口袋里。

这个名字是他最后想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