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开回省城的路上，没人说话。

杜文斌坐在后座中间，被沈清辞和郑远山夹着。他手里的糖还没拆。

宋恩泽坐副驾驶，翻着那三页案卷。第二页的现场勘查记录写得很简略。到场时间，弹孔位置，死者姿态，随身物品。每一项都只有一行。

“杜科长。”宋恩泽没有回头。

“嗯。”

“七二年的案卷入档时，你看过内容吗？”

杜文斌的手又开始抖。“看过。”

“几份？”

“两份。一起送到我手上。”

“谁送的？”

“技侦处的内勤。”

“叫什么？”

“不记得了。”

“你能记住二十年前的案卷内容，记不住送件人的名字？”

杜文斌低下头。糖从手心滚到腿上。

沈清辞把糖捡起来，拆了，塞进杜文斌嘴里。

“吃完再说。”

杜文斌嚼了两下。甜味在嘴里散开以后，他的手不抖了。

“送件的人叫马建军。技侦处内勤科的。”

“他现在在哪？”

“八三年死了。”

“怎么死的？”

“喝酒，摔到楼梯下面。”

沈清辞翻开账本。“这个系统里的人，死法都跟楼梯和水有关。”

宋恩泽问：“两份案卷，你是同时归档的？”

“不是。”杜文斌的声音低下去。“第一份先到。因公殉职。正常格式，有签章。我归了档。第二份隔了两个小时。”

“谁送的？”

“不是内勤送的。是一个穿便服的人。没报名字。”

“几点？”

“凌晨四点左右。”

宋恩泽把领物登记上的时间对了一遍。四点十二分。四点十五分。

“那个人送完案卷以后，有没有去领物？”

杜文斌抬头。“你怎么知道？”

“领物登记写的是四点十五分。你入档是四点左右。中间差了十五分钟。够他从档案室走到保管室。”

“他拿了什么？”

“宋长明的配枪和一袋材料。”

杜文斌的嘴停了。糖含在腮帮子里，鼓着一块。

“领物的人不是陈国栋。”杜文斌说。

“我知道。陈国栋那时候已经死了。”

“登记表上写的是陈国栋的名字。”

“签名是别人的。”

“你怎么看出来？”

沈清辞接话：“日期格式不一样。前两页用的是全称，第三页用缩写。同一批登记不会换格式。”

杜文斌看着她。“你也是查案的？”

“我查账。账和案，差一个偏旁。”

宋恩泽问：“那个穿便服的人，你看到脸了吗？”

杜文斌把糖咽了。

“看到了。”

“认识吗？”

“不认识。但他来过两次。第一次送案卷。第二次来领枪。第二次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说了什么？”

“说，‘老杜，这些东西以后别提。’”

“你就没提了？”

“提了一次。”

“跟谁提？”

“陈国栋的妻子来找我。问她丈夫死前有没有来过档案室。我说没有。她不信。我把领物登记给她看。她看完以后，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这个签名是我丈夫练过的字。’”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宋恩泽把这条线理了一遍。有人用陈国栋的名字领走了宋长明的配枪。签名是模仿陈国栋的笔迹。陈国栋在同一天死亡。死因是落水。

用一个死人的名字领枪。然后让这个死人永远没法否认。

“陈国栋的妻子后来呢？”

杜文斌摇头。“搬走了。听说去了南方。”

“哪个南方？”

“没人知道。”

郑远山开口了。他一直没说话。

“陈国栋的妻子叫张秀兰。搬去了湛江。八六年死了。”

宋恩泽转头。

“你怎么知道？”

“我躲在广西的时候，她托人给我带过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

“什么？”

“‘那天晚上来过档案室的人，不姓林。’”

车到了北江路口。老齐减速。前面有一个临时检查站。两个交警站在路中间。

“绕路。”宋恩泽说。

老齐打方向盘，从辅路拐了出去。车灯扫过路边的电线杆。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寻人启事。

沈清辞扭头看了一眼。“刘海东。”

宋恩泽让老齐停车。他下去看。

寻人启事上写着：刘海东，男，六十二岁，患有老年痴呆，于某月某日走失。联系人：刘晓梅。

电话号码是医院的。

“这不是真的寻人启事。”沈清辞说。

“怎么看出来？”

“字是打印的。省城的寻人启事都是手写，去复印店印。这张纸的字体跟医院缴费单一样。”

宋恩泽把寻人启事揭下来。背面有字。铅笔写的。

“档案不在档案室。也不在铁柜里。”

跟李建国给他的那张纸背面一样的字。

同一个人写的。

“刘海东自己贴的。”宋恩泽说。

“他假装走失？”

“他在留记号。给我看的。”

沈清辞看着寻人启事。“他怎么知道你会走这条路？”

“他不知道。他贴了很多张。”

老齐说：“北江路沿线，我来的时候看见至少四张。”

宋恩泽上车。“去下一张。”

车沿着北江路开。果然，每隔三百米左右，电线杆上就有一张寻人启事。一共七张。

第七张贴在一栋居民楼的墙上。居民楼很旧，三层。一楼是一家修车铺，铁卷帘门拉着。

寻人启事背面写着：

“三楼，右边。敲三下。”

宋恩泽看了看楼。三楼右边的窗户没有光。

“你们在车里。”

“又是我们在车里。”沈清辞说。

“这次真的是一个人。”

“上次也是真的。”

“上次有老齐。”

“这次也有老齐。”

老齐没表态。他把车熄了，从座位下面摸出一根撬棍。

“我在楼下守着。”

宋恩泽进了居民楼。楼道里没有灯。他摸着墙上楼。二楼有户人家在打麻将，门缝里透出光和烟味。

三楼。右边。

他敲了三下。

门没有马上开。

里面有人挪动的声音。很慢。

门开了一条缝。

一只眼睛从缝里看出来。

“你是谁？”

“宋恩泽。”

“宋长明的儿子？”

“是。”

门开了。

屋里没有开灯。窗帘拉着。角落里摆着一张行军床。床上有被子和一只旧皮箱。

刘海东坐在床边。他比照片上老了很多。头发全白。背驼了。但眼睛亮。

“坐。”他指了指唯一的凳子。

宋恩泽没坐。“你家着火了。”

“我知道。”

“你没回去。”

“回去干什么。该烧的都烧了。”

“什么该烧？”

刘海东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根烟。没有打火机。他把烟叼在嘴里，不点。

“你父亲死的那天晚上，我在省厅值班。凌晨两点半，技侦处的电话响了。报告说东角码头发生枪击，一名公安干警殉职。”

“谁打的电话？”

“没有留名。”

“你记录了？”

“记了。值班记录本上写得清清楚楚。”

“值班记录现在在哪？”

“烧了。”

“你烧的？”

“我烧的。”

宋恩泽盯着他。

“你把证据烧了？”

“我把假的烧了。”

刘海东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烟没有点过，烟纸上留着牙印。

“七二年到八五年，省厅值班记录被改过四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人改的。我当时是机要科的人。记录经过我的手。我知道哪些是原始记录，哪些是后来补的。”

“谁改的？”

“改记录不需要署名。但改完以后，要重新编号。编号的字体只有一种钢笔写得出来。英雄牌616。笔尖偏右。”

“你通过钢笔认人？”

“机要科的人，字认得比脸准。”

“那支笔是谁的？”

刘海东把旧皮箱打开。里面不是衣服，是纸。一摞摞的纸，用橡皮筋扎着。

他从中间抽出一张。

“这是我自己抄的备份。每次有人改记录，我就抄一份原件。抄了十三年。”

宋恩泽接过那张纸。

纸上是一行行的值班记录。日期。时间。来电内容。处理人。

七二年十月三日。凌晨两点三十分。来电：东角码头枪击。处理人一栏空白。

旁边用红笔标注了一行字。

“原记录处理人：林耀华。后改为空白。修改时间：七二年十月五日。”

宋恩泽把纸放在床上。

“这些备份你抄了多少？”

“四百六十二页。”

沈清辞要是在这里，会说一句“够算很多笔账了”。

宋恩泽没有说。他蹲下来，跟刘海东平视。

“你为什么给我爸写报告？”

刘海东没有回答。

“报告说现场弹道跟五六式步枪吻合。没有交火。凶手提前布置。你一个机要科的人，写不出这种判断。”

刘海东的手放在膝盖上。

“报告不是我写的。”

“谁写的？”

“你父亲。”

宋恩泽没动。

“他死前三天，把一份手写材料交给我。让我誊抄，打成正式报告。他说如果他出了事，就把报告交给上级。”

“他知道自己会出事？”

“他收到那封信以后，就知道了。”

“他知道信是假的？”

“他不确定。但他做了准备。”

宋恩泽站起来。

宋长明在死前三天就写好了现场判断。弹道。步枪型号。凶手布置方式。

他去东角码头之前，已经知道那里有人要杀他。

他还是去了。

“为什么？”

刘海东抬头。“什么为什么？”

“他知道是陷阱，为什么还去？”

“因为郜洪生真的在走私。”

宋恩泽的拳头收紧了。

“你父亲想抓郜洪生。他知道有人设了套，但走私是真的。他赌自己能先抓到人，再处理陷阱。”

“他赌输了。”

“他没有输。”刘海东把旧皮箱盖上。“他口袋里的纸条，是他最后写的东西。他知道开枪的人是谁。”

“刘海东三个字？”

“不是叫我。”

宋恩泽看着他。

“你父亲口袋里的纸条写了两行。第一行是‘刘海东’。第二行是‘问他四点十二分’。”

“四点十二分。”

“领物登记的时间差三分钟。你父亲写报告的时候，已经算过这个时间。他知道凶手会回档案室领枪。”

“领什么枪？”

“你父亲的枪不是他自己带去码头的。他的配枪在事发前一天被调走了。调枪的手续上写着‘例行保养’。枪送去保养室以后，被人调换。调换后的枪，子弹不是标配。”

“什么意思？”

“打死你父亲的子弹，是他自己的枪里出来的。”

宋恩泽没说话。

刘海东站起来。他的腿不好使，撑着床沿才站稳。

“凶手用你父亲的枪杀了你父亲。然后在四点十二分回档案室，用陈国栋的名字把枪领回去。领回去以后，把子弹换了。枪还是那支枪。但弹道证据已经对不上了。”

“所以报告里的弹道分析——”

“是你父亲自己算的。他知道自己的枪被换过。他在报告里写了原始弹道数据。这组数据跟后来检测的不一样。”

“你保存了原始报告？”

“烧了。”

“你说你烧的是假的。”

“报告原件太危险。我把关键数据抄在别的东西里。”

“抄在哪里？”

刘海东走到窗边，掀开窗帘一角。

“你楼下有个女的，一直在看这边。”

“那是我的会计。”

“会计半夜不睡觉？”

“她在算加班费。”

刘海东放下窗帘。他回到床边，从旧皮箱底部摸出一个铁皮烟盒。

烟盒打开。里面不是烟。是一张叠得很小的纸。

纸上密密麻麻写着数字。弹道参数。角度。距离。弹头重量。

最下面一行写着：

“开枪距离十二米。角度偏下三度。射手身高约一米七五。惯用右手。右脚站位偏前。”

右脚偏前。

周永昌走路的方式。右脚先试地面。

不对。周永昌那时候才十七八岁。

郑远山说的那双棕色三接头皮鞋。右脚比左脚慢半拍。

宋恩泽把纸条收好。

“射手是谁？”

“你自己对。”

“你知道。”

“我知道的，你父亲都写在报告里了。报告被退回来。退的人不想让别人看到射手的描述。”

“退报告的是谁？”

“你已经见过他了。”

“林耀华。”

“不是。”

刘海东坐回床上。

“退报告的人，今晚在南湖饭店四号包间等你。”

宋恩泽的手停在口袋里。

“林耀华退的。”

“林耀华签的退回章。但退回的命令不是他下的。”

“谁下的？”

“你去问一个人。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谁？”

刘海东把铁皮烟盒合上。

“高德胜的老上级。省厅原常务副厅长。”

“叫什么？”

“你已经知道了。”

宋恩泽没有出声。

刘海东看着他。

“你父亲口袋里的纸条，第一行写的不是我的名字。”

“那是谁的名字？”

“刘海东是我的化名。我原来叫刘振山。”

宋恩泽退后一步。

刘振山。省公安厅原副厅长。李建国说七八年死了。脑溢血。

“你没死。”

“死了一次。换了个名字。”

“你诈死？”

“不是诈。是有人替我死了。”

楼下传来老齐的声音。“宋老板，有车过来了。”

刘海东——或者说刘振山——站起来。

“你父亲当年去码头，不是因为那封信。他是去见我。”

宋恩泽看着这个老人。

“你约他去的？”

“我约他去抓郜洪生。林耀华截了消息，用另一封信把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你父亲到的时候，我还没到。”

“你到了以后呢？”

“我听见了枪声。”

门外传来脚步。有人上楼了。不止一个。

刘振山拿起旧皮箱。

“走后窗。”